或許是在對目的論思維的反思和拒斥中，我們重新獲得了“過程”的意義。因此，在過程中變化和創新也就具有其現實的合法性了。但是，當這個“過程”被無數所謂的“創新”充斥填滿之後，“創新”也就走向了它的反麵。新時期以來，中國要求創新的呼聲不絕於耳，幾乎所有的領域所有的人都在時時創新。從表麵來看，似乎達到了“時新”。在後現代語境中，由於人們摒棄了過去和未來，“目的”變得虛無縹緲了，“現在”的“時新”成了人們爭相馳騖的對象。一切都是為了新而新，為了變而變。因此，各種欲望的裝飾、淺表化的變異帶上了“創新”的麵具，“訛變”堵塞了“正變”的通衢。顯然，這種“時新”恰恰偏離了“時中”。
“時中”思維將把“創新”引入到一個反思性的邏輯視野之中，並非一切求新求變都是創新，隻要“適時”、“恰時”，固守和歸複也是一種創新。事實上，如果所有的人都在標舉創新，創新也就不存在了。正如俄國形式主義的“陌生化”一樣，其目的是為了打破日常語言的套板反應，憑借語言刷新人們看待人生世界的姿態與眼光。但是當某一種“陌生化”的表達形式被長期使用，變成了一種程式，從而也產生了套板反應的時候，那原來的那一套日常語言也就具有陌生化的效果了。對“創新”的理解也應如此。所以，並非和以前不一樣就是創新，隻要當其“時”，適其“時”，“舊”的也是新的。長期以來，我們把傳統理解為“舊”的、“過去”的東西，與“新”和“現在”形成了鮮明的二元對立，從而使得創新變得異常艱難。從某種意義上說，創新不是要我們重新造一個，而是要轉換考察事物的眼光與角度，並對原有事物進行“適時”“合度”的闡釋，從而將其有效地接引到當下的文化實踐中來。在“時中”的思維下審視文化創新，不僅僅要避免“唯新論”、“唯後論”的偏頗，而且還要辯證地考察過程與目的之間的關係。完全不考慮過程，隻關注最終的目的，這是線性時間和目的論的弊端。但是如果完全舍棄目的而隻關注過程，這個過程也將變得不堪忍受。在新世紀中國文化創新的過程中，我們可以不設立現成性的或者終極性的目的，但是不能沒有文化信念和價值期許。這個信念來自我們對中國文化身分的確證，來自我們對重新確立中國文化大國地位的信心和勇氣。而創新型文化的價值不僅體現於我們每個個體自身心性修為的提升和充盈，而且還將體現於參與整個國際文化事務並在促成人類文化生態平衡的過程中發揮重要的作用。
（該文提交在杭州召開的“全球經濟危機下的中國文化發展戰略”國際高峰論壇會議（2009.4.19-21），並作專題發言，後收入王嶽川主編的《後東方主義與中國文化複興》一書，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新時期中國生態散文的審美精神
新時期以來，特別是隨著20世紀90年代中國工業化、城市化的步伐加快，不僅使得自然生態遭受到越來越嚴重的破壞，而且還逐步影響到社會生態與精神生態的建構與健康發展。在這種多重生態危機的大情勢之下，散文創作的主題內容與價值取向也呈現出多元化的文學景觀。自1980年代開始，中國現代化的進程經調整後重新起步，經濟的快速發展導致土地沙化、植被減少、資源短缺、物種銳減、大氣土壤汙染等生態問題。所以，這個時期的散文主要著眼於對這些現實問題的揭呈和批判。比如徐剛的《伐木者，醒來！》、《江河並非萬古流》、《沉淪的國土》、《中國風沙線》、《誰在謀害大地母親》等。到1990年代，這種自然生態危機進一步惡化，一大批作家加入到生態散文的隊伍之中，除了徐剛，還有李存葆、葦岸、張煒、周曉楓、韓少功等，比如，李存葆的《鯨殤》、《大河遺夢》、《最後的野象穀》、《綠色天書》、《淨土上的狼毒花》等。這些視野開闊、思想深邃、充滿藝術魅力的“綠色大散文”與餘秋雨的“文化大散文”構成了1990年代中國文學的兩道獨特的風景線。與此同時，還有一批學者作家將重心轉向了對現代社會的文化生態及精神生態問題的探究，如王嶽川的《目擊道存：九十年代文化研究散論》、劉小楓的《拯救與逍遙》、魯樞元的《精神守望》、張承誌的《以筆為旗》、史鐵生的《我與地壇》、劉亮程的《一個人的村莊》等，對社會的文化生態以及精神生態的關注是生態文化研究的必然趨勢，也是深生態學在中國當代文化藝術領域的具體運用。因此，新時期以來的生態散文創作，涵蓋了自然、社會、文化、精神等領域，是對中國當代生態文化圖景的一次全麵、立體、多層次的藝術展演，煥發出富有時代特色的審美精神，它超越了作為一種文學文體所具有的美學價值，對中國當代文化的整體生態建設無疑具有較大的現實意義。
一天人親和的綠色之“詩”
地球的生態係統是一個由物理圈、生物圈、技術圈、社會圈、精神圈構成的一個不可分割的統一整體。自然生態被肆意地破壞與社會、精神生態的失衡是緊密關聯的。挪威哲學家阿恩·奈斯提出的深層生態學就是要探究導致生態危機的各種社會的、文化的、人性的深層根因。基於這種認識，他呼籲一種新的生態哲學觀的出場—“生態中心主義”，以對抗“人類中心主義”。“生態中心主義”建基於“自我覺醒”與“萬物平等”的思想之上，成為生態文學批評及理論的哲學依據。深層生態學還影響到倫理學，英國學者利奧波德提出創建“道德共同體”的主張，指出應當承認他物的價值，人與自然應和諧相處。深層生態學與生態倫理學對生態文學產生了重要的影響，最終催生出“綠色生態文學”的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