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研究者開始注意到葉燮的詩學在文學批評史上的重要位置，葉燮的詩論專著《原詩》帶有鮮明的理論思辨色彩，其體係性和理論性堪與《文心雕龍》相比肩。葉燮不是就詩學本身談詩學，而是從理學的哲學高度來審視和推導詩學原理。就《原詩》所涉及的內容來看，主要是兩大方麵：一是探討詩歌的流變規律，亦即詩學史觀。二是詩歌的本體論和創作論。本文要關注的是前一部分。關於葉燮的詩歌史觀，學界的意見並不一致，有人持循環論史觀，有人認為以進化論史觀為主，循環隻表現於局部。就真正的學術問題而言，理論上的分歧並不是一件壞事，關鍵在於如何進一步地逼近問題本身，找到更適合打開問題的鎖鑰。本文的意圖在於，從中國古代時間意識的角度出發解讀葉燮的文學史觀，同時分析比較現代進化論時間和古代循環時間的不同，以及其對文學史觀的影響，以期能為這個聚訟已久的理論問題提供一個新的研究視閾。
一
文學演進到明清時期，人們開始對各種文學觀念思潮進行總結性的審理，通過考察文學的源流探討其流變規律。所以，這個時候的文論詩論家看文變問題往往都帶有史學家的眼光。其中有代表性的有：明代中葉的胡應麟、公安派的袁宏道，清代的葉燮等。袁宏道論“變”，往往將文變與“時”、“勢”等時間性因素聯係起來，以說明變之必然性。葉燮也是將“文變”放到一個更高的哲學層麵來談的，和七子派崇正絀變不同，葉燮充分肯定了變的價值，因而其論變的立足點就從崇正轉到了主變。①在葉燮看來，詩之變有兩種情況，一是時變而詩隨之而變；二是詩變而時隨之變。《原詩·內篇上》雲：
且夫風雅之有正有變，其正變係乎時，謂政治風俗之由得而失，由隆而汙。此以時言詩，時有變而詩因之，時變而失正，詩變而仍不失其正，故有盛無衰，詩之源也。吾言後代之詩，有正有變，其正變係乎詩，謂體格聲調命意措辭新故升降之不同。此以詩言時，詩遞變而時隨之，故有漢、魏、六朝、唐、宋、元、明之互為盛衰，惟變以救正之衰，故遞衰遞盛，詩之流也。②
葉燮認為，《詩經》中的變風變雅隻是時變在詩歌中的反映，而並非詩歌本身的盛衰變化。作為詩歌之源，其變隻是內容上的變，但在方法技巧等形式方麵並未有變。所以說盡管“時變而失正”，但“詩變而仍不失其正”，故而“有盛無衰”。但自漢、魏之後，情況就不同了，“正變係乎詩”，是詩歌自身的盛衰變化，這個變包括體製、風格、語言等各個方麵。初一看，這裏似乎有一個矛盾：為什麼漢魏之前是詩隨時變，“時”影響到詩歌的發展變遷。而到漢魏之後卻是詩歌自身盛衰遞遷，“時”的因素倒與詩變不相幹了呢？葉燮這樣立論是有原因的。曆代論詩者都是將正變和時代政治盛衰聯係起來，正代表盛世，變代表亂世。詩歌是時政風俗的晴雨表，複古派雖然在事實上不得不承認詩歌的變，但在價值層麵是持否定態度的。他們認為變是對正的偏離，主張通過“複”，使詩歌返回到正道上來。針對七子派的複古主張，葉燮從宇宙論的高度強調變的合理性，以扭轉複古論者崇正排變的觀念。所以葉燮首先要破除詩歌正變與時政盛衰之間的機械對應關係。葉燮在正變的問題上做了一個時間上的劃分，他承認《詩經》的正變是“時”之正變的結果，但漢魏之後，詩之正變則轉到了詩歌自身，而與時代政治並無直接關係。我認為，葉燮並不是完全否定漢魏之後詩歌和時代的關係，而是為了突出詩歌自身變化的時間性。實際上，葉燮在這裏區分了兩類“時”：一是時代政治風俗等外在性的“時”，可以稱之為“外時”；一是詩歌賴以構成自身並不斷發展變化的內在性的“時”，稱之為“內時”。①這裏所說的“內時”即是藝術時間。當然，葉燮在那個時代不可能明明白白的提出“藝術時間”，但這並不表明葉燮認識不到藝術之“時”的存在，並且將藝術之“時”和時代之“時”區分開來。也許葉燮的另外一段話更能理解他的這種觀點：
自有天地，即有古今。古今者，運會之遷流也。有世運，有文運。世運有治亂，文運有盛衰，二者各自為遷流。然世之治亂，雜出遞見，久速無一定之統。孟子謂天下之生，一治一亂，其遠近不必同，前後不必異也。若夫文之為運，與世運異軌而自為途，統而言之曰文，分而言之，曰文辭，曰詩賦。二者又異軌而自為途。②
天地古今之“時”貫穿到宇宙間一切事物當中，但是不同事物的時間展開方式（運會）並不相同。所以，有世運，有文運，“二者各自為遷流”。作為時代政治風俗的“外時”是通過“一治一亂”而循環遷流的。但是，作為詩文運會的“內時”則與“外時”異軌殊途。不僅總體的文運與世運不同，就是不同的文體之間也是“異軌而自為途”的。
曆代詩論文論家都是將詩文和政教捆綁在一起，換言之，“內時”隻是包含在“外時”之中的，其內涵必須由“外時”來闡釋。所以，我們很難看清楚藝術自身的時間敞開情形。葉燮將“內時”從“外時”中剝離出來了之後，藝術時間的變遷軌跡就可以看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