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在談到文化創新與德治文化的關係的時候，著者就為自己提出了這樣的實際性問題：“當下，我們要創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能否充分利用和批判繼承傳統文化中尤其是儒家倫理文化中飽含社會理性的理論資源並予以創新？這是創造社會主義和諧文化的關鍵。”（第83頁）該著重點分析了孔子的仁與中庸思想、孟子的仁政思想，並對儒家德治文化的社會作用以及存在的弊端作了相應的論析。更重要的是，著者將儒家的德治文化與構建和諧社會的現實關聯起來，提出了一些建設性的文化新見。比如德治文化的倫理親和力有助於祖國的統一，借鑒德治文化完善法德相濟的治國方略，重視道德建設加強領導幹部的垂範作用等。這樣的觀點都能給人以深刻的啟發。再比如，作者針對當下有些人肆意貶低中醫，並將中醫說成是“偽科學”的文化現象，係統論析了中醫藥文化的精神內涵，認為中醫將“致中和”作為它的最高境界，是一種“名副其實的生命文化”。（第195頁）作者圍繞中醫元典係統梳理了中醫理論的演變過程，並列舉分析了三個創新階段的主要成果。針對目前中醫所麵臨的困境，作者認為將“中醫體係融合到基因科學中，利用西醫手段，提升中醫醫療水平，將是中醫的創新方向”（第216頁）。這些論述來自對中醫文化的深刻理解，來自對中醫理論自我創新能力的正確估量，也來自我們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充分自信。
像這樣的例子，在該著中還能找到很多，可以說，文化創新的實踐性和當下性貫穿了全書的每一個章節，作者在論述的時候，首先描繪文化創新的大概過程，再擺出當下所麵臨的問題，最後提出創新的思路方向以及解決的辦法。雖說這些思路辦法未必全麵或者全然正確，但都做到了盡可能地對每一個問題都有一個交代。這樣的研究思路能讓我們在充分了解文化創新史實的基礎上，進入到對當下文化問題的深入思考之中。
四文化創新期待著良性的文化互動
文化是一個國家、民族的形象，它表征著該民族的性格、心理以及整體氣度。因此，怎樣展現我們的文化，展現什麼樣的文化，這一問題直接關涉到我們在世界中的形象和地位。但是，我們所麵臨的問題是，中國的文化被誤讀甚至被妖魔化了，其他的民族對中國文化並不十分了解。季羨林說：“今天，中國人民對西方的了解（知）遠遠超過西方人民對中國的了解。在西方，不但有一些平民老百姓對中國毫無所知；有的人甚至認為今天中國人還在裹小腳，吸鴉片。連一些知識分子也對中國懵懂無知。”①這正是王嶽川先生所說的“文化赤字”問題，也是中國文化被誤讀的一個深刻原因。因此，我們不能僅僅是拿來，我們還要輸出，源源不斷的輸出，隻有這樣，才能讓西方了解一個真實的中國，消除對中國的政治、文化等方麵的誤讀。德國哲學家萊布尼茨在他編輯的《中國近事》中說過這麼一段話：“我們不僅要派遣傳教士去中國，而且中國也應該為正確地處理和實踐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係派遣傳教士到西方來。”②萊布尼茨熱愛中國文化，是中德文化交流的開拓者和奠基人。盡管這位300多年前的中國文化愛好者無法預料日後中國文化的一度衰弱，但他提出的文化互動思想無疑是非常有遠見的。
正是出於對這一問題的深切關注，甘先生在《中國文化創新論》的最後一章提出了要“確定外來文化本土化的互動模式”的主張。他認為，文化互動是雙向的，既要堅持文化拿來，更要堅持“文化輸出”①，隻有堅持這兩者之間的平衡互動，“中國文化才會找到創新的立足點和著力點”（第269頁）。具體來說，文化互動具有以下幾個方麵的現實意義：一是有利於拓展中國文化空間；二是有利於確立文化辯證態度；三是有利於增強民族憂患意識。（第268—270頁）可以說，文化之間的良性互動是文化創新問題的題中之意，它為文化創新提供了必要的參照物和強大的驅動力。
甘安順先生多年來從事文化的研究工作，已經有一百多萬字的相關著述問世。他利用到北大中文係做訪問學者的機會，與王嶽川先生就文化創新問題進行了廣泛深入的交流，這在《中國文化創新論》中多有體現。可以說，這本書是他多年來對文化創新問題集中思考的結晶。全書視野開闊、材料翔實，論證嚴密，創見迭出。毫無疑問，這部凝聚了作者無數心血和智慧的學術著作，一定會在文化建設的進程中發揮它的影響與效用。
（原載《廣西師範學院學報》2008年第3期）
為求是之名—《當代學術史研究》讀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