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博士畢業到現在，已快滿8年了，女兒也開始上小學了。回首這幾年，雖是碌碌，卻無甚成績。特別是這兩年，我總是不斷追問一個似乎很形而上的問題：我這輩子到底要做什麼？怎樣做才能更有意義？到這時，我似乎對孔子說的“四十不惑”有了真切的領會。孔子說的“不惑”，就是對生命存在問題的終極反思，隻不過不一定要等到四十周歲，可能提前或推後一兩年。我想，“不惑”的前提是對時間遷逝的自覺和凸顯，就像時下所流行的一個問題：“時間都去哪兒了？”但是，僅僅有意識的反思就算是“不惑”了嗎？
從接觸文字到現在，已經有二十多年的時間了。但是，我並沒有因為接觸文字時間長久而對自己產生更為清晰的身份認同。我究竟是知識分子，還是學者，或者是文化人？對於這些稱謂，我疑惑了很久，最終覺得並不能加到自己身上。著名的後殖民主義批評家薩義德在《知識分子論》中指出，當今社會的知識分子已經成為一種特殊專業，他們是權力結構當中的一員，這些人主要是為稻粱謀，而少數處於權力邊緣的“業餘者”反而能見出真正知識分子不屈不移卓然特立的精神風骨。顯然，按照薩義德的標準，我並不合格。那麼，是不是學者呢？學者要求學貫古今中西，學術淵博，在學術研究方麵已經有相當深的造詣，從這個意義上講，我現在自封為學者顯然還為時過早。剩下一個“文化人”，似乎可以用一下。但仔細一想，其實也不合適。“文化”這個詞經過英國伯明翰學派的解釋，含義很多，英國文化主義批評家威廉斯最後指出，所謂文化其實是普通飲食男女的日常生活經驗，是物質、知識與精神所構成的整個生活方式。這樣一來，“文化人”已經變成了無所不包的概念了。換言之，誰都是“文化人”，因為每個人都處於文化的包圍之中。不過我覺得這個詞仍然帶有某種群體性，即是指某種秉有文化素養和品位的人，但是在這個物質時代裏，“文化”也成了商業的跑馬場，“文化人”已經變成了靠“文化”吃飯的人，比如文化公司的老板、策劃人、員工等等。
既不是知識分子，也不是學者，也不是文化人，但是卻離不開文字，而且要靠文字吃飯，我想幹脆就稱“文字人”好了，就像“音樂人”、“電影人”一樣，但似乎又比“音樂人”、“電影人”更帶有煙火氣。相較而言，“音樂人”、“電影人”更為逍遙，同時也沒有衣食之虞。“文字人”就不一樣，每一個銅板都要從文字的壁縫中去摳，摳得血跡斑斑，最後還要用以前摳來的銅板把這些文字“買”出去！
對於“文字人”來說，最讓人欲說還休的並不是要靠這個吃飯，而是文字本身對他們的精神引誘。我時常有這樣的質疑：難道一輩子就是做這些？與這些文字打交道並謀取生活資料？其實，隻要依靠這種方式謀取稻粱，就避免不了這個問題，不管這個過程是否艱辛，結果是否豐碩。但是，假如不做文字人，自己又能做什麼，對自己對社會的價值又怎麼體現？每念及此，心中總有一種莫名的宿命感，或許這就是“文字人”的選擇和擔當吧。但是，我又能擔當什麼呢？是“鐵肩擔道義”？還是如張載所言，“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些古代文人所持守的宏圖大願如今已經成了如煙往事，而當下的媒體社會，誰都可以說些什麼，但誰都是白說，神馬都是浮雲。
好在中國文化本身是極有彈性的，雖也有“舍生取義”這樣決絕的極端做法，但還是為自己留下了更多的回旋餘地。古人說：“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古人很智慧，並沒有將話說得太滿，定得太死，而是說“則”，就是“如果……，那麼……”。就當下的實際情形來看，知識分子既說不上“達”，也說不上“窮”，因為在古人那裏，窮與達多半是指仕途而言的，懷才不遇，命途多舛，道之不行，這就是“窮”。相反就是達。但現在知識分子已被專業化了，成了某個行業當中的一顆小螺絲釘，甚至是多出來的小零件。絕大多數人都與仕途無甚瓜葛，所以也不存在“窮”與“達”的問題。知識分子職業化了，原來集政治、思想、倫理、文學、書法等文化形態於一身的知識分子，已經被各個行當的工作人員所取代：政治有公務員；道德法律有法學專家；文學有專業作家和大量網絡寫手；書法有職業書法家。唯獨思想人人都可以有，但多被公眾媒體牽著鼻子走，也即海德格爾所說的“常人”掌控著“閑言”，而真正的思想者總是缺席。照此看來，當下的知識分子是最輕鬆的了，不用管太多事情，該幹什麼幹什麼。這樣一來，知識分子就回到了和他打交道最多的老朋友這裏，也就是文字。研究政治法律的，關注政治文件和各種法規裏的文字；研究曆史的，關注曆史典籍裏的文字；研究文學的，關注文學作品中的文字。這便是文字人的本職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