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議錢下”
問：自古錢法，未有如國家之折衷者。然比年以來，銅產耗竭，鼓鑄不能供。欲案其舊法而弗變，則患乎銅之不給；欲鑄乎大者以兼乎小者，則患乎民之竊鑄也。敢問何行而後可？
對：自古錢法，輕與重，大與小，誠莫如國家之折衷也。然所以製之之術，行之之道，有所未至焉。何以言之？今夫淮浙之間，盜鑄盈市而法令不能嚴，有司不能知，天下之獄，未嚐聞梏一鑄錢者。故公錢益少而私錢益多，此未至者一也。
海外之郡，如高麗、交趾之國，一器一皿皆銅為之。彼以銅非己地所出，乃多聚奇產無名之貨來鬻於中國。中國之人愛其異而貪其寶，爭以泉貨而市之。彼得泉以歸，則鑄為銅器以便其俗。故錢日益以少，而民日益以貧，而國家不知禁焉，此未至者二也。
邊要之地，宿兵者三世矣；河汾之間，興師者數年矣。所以充彼之求，足彼之用者，莫先乎泉也。鼓之鑄之不絕於時，一至塞下無複返者，此中國之泉所以耗而邊民之豪得以聚而積之也。故中國之物其直輕，由於錢寡也；塞下之物其直重，由於錢多也。國家誠能止錢貨之運而若穀若帛，募富商巨賈致於塞下，使就取其符於江淮京洛間，或泉或貨，雜支以償之。若此二三歲，而中國之泉不營而自給矣。當今之策，莫此為便，而國家不知行焉，此未至者三也。
夫釋老之徒以銅為器，其徒日益廣，其器日益增。所增之器，有銷錢而鑄焉者，有市銅而鑄焉者。國家雖有其禁，又寬而不舉。以日銷之錢而供日增之器，以日耗之銅而給日興之鑄，是何異拔樹而附枝乎？今誠能稍嚴其禁，以為之限，是亦策之一得也，而國家不知行焉，反謂於國體有纖削之謂，此未至者四也。
此四者，泉貨之弊根在焉。泉之有此四者，猶水之有四竇，木之有四蠹也。今誠能窒其四竇，拔其四蠹，則不變舊法而泉可足矣。苟四竇未能窒，四蠹未能拔，雖一變其法而為苟且之利，愚恐有損而無益也。且變法者謂銅之耗竭矣，苟為銅之耗竭，則雖以一大者當百小者，然後可行焉。其次則以一大者當五十小者，然後可行焉。其下則以一大者當二十小者，然後可行焉。夫民誘於薄利，雖銷一為二，猶且為之，況百十之多乎？使兵在其頸，猶將竊鑄而不已也。欲嚴其禁，則抵冒盈天下；欲寬其禁；則奸濫盈天下。若之何而可為哉？且變法之禍見於前世矣。漢武時改錢法而鑄白金，於是吏民盜鑄而死者不勝數。王莽之世，又為泉貨六品，與貝化龜寶之類參而行之，天下破業而陷刑者相望於道。吳孫權亦鑄大錢，為千百之直，上下非便，從而罷之。唐明皇時，從第五之策，鑄為三品，法愈嚴而犯愈多，商農之業皆失其利，有餓而死者，有刑而死者，此皆變法之禍也。今不窒其四竇而拔其四蠹，而欲襲前世已然之禍，愚未知其可也。
“議倉”
世之言治法者，莫不以三代唐虞為之本而兩漢隋唐為之末。然三代唐虞之法未必行於今而皆得其便，兩漢隋唐之法未必行於今而皆失其利也。故善言治者，不在乎援古高論，在乎當而已矣；善言法者，不在乎超世邁俗，在乎宜而已矣。
夫義倉者不興於唐虞之世也，不建於三代之君也，不起於兩漢之時也，蓋始於隋而盛於唐者也。其道以振乏為本，以恤民為先，以博施為法，以樂輸為率，以眾賴為便，以義和為名。各於其社樹之以倉，各令其民入之以穀。設其官守，嚴其戒令。豐歲則勸課而輸之，凶年則發徹而散之。不煩於刑而民樂從，不費於國而民無困。於上有救貧恤饑之政，於下無轉溝殞壑之苦。以言其濟施，則仁之厚者也；以言其輸入，則義之廣者也；以言其取與，則和之至者也。其在隋則長孫倡而始之，其在唐則戴胄舉而行之。文帝從長孫之計，於是民俗以安，國費以省，邦儲以厚，而卒能成大業之治焉。及太宗從戴胄之言，於是和氣以洽，仁風以暢，王業以固，而卒能成貞觀之風焉。降及天皇，其法始敝，弗以為博施之本而為軍國之費，弗以樂輸之賦而為征取之科。自是之後，名存而實廢矣。由此觀之，前世所以恤民而後世所以暴民，明主所以為治而昏主所以為亂者，其義倉之謂乎？
國家革五代之苛，建一王之治，於茲有年矣。租賦之調不為不中也，配斂之科不為不節也，賑恤之政不為不行也，敝濫之源不為不究也。然此歲以來，急於邊費，以征以取，浸暴於常。而又有聚斂之臣，貪殘之吏，剝下以奉上，刻私而徇公，往往竊前世恤民之法而為當今斂民之調者，累累皆是，則義倉者亦其一端也。夫昔之所謂義倉者，以義為本而行乎賑恤者也，今之所謂義倉者，以義為名而務於誅求者也。昔之義倉，務所以安之；今之義倉，務所以掊之。昔之義倉，則立倉於社，聚穀於眾，年豐則取之，民饑則與之，不令而民從，不督而民勸，故曰以義為本而行乎賑恤也；今之義倉，則有倉之號而無倉之製，有義倉之名而無義倉之實，約租之多寡而增其數，計入之豐約而定其籍，年豐則有以取之，民饑則無與振之，故曰義為名而務於誅求者也。誠能複隋唐之法而建其倉，探隋唐之本而行其義，則恤災弭患、安民泰俗無大於此者。苟不如是而徒立其號，以為征取之術，則不若勿行之愈也。
“廢官”
傳曰：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明策謂修廢官者，如何而為廢耶？逸民者，如何而為逸耶？施之於今，修其官者何職？招其人者何方？以考於承學之人。
夫無其官而不補，有其官而不修，皆廢官也。無其官而不補，則五官廢而五行失其性之類是也；有其官而不修，則樂官不陳詩，國史不明及之類是也。士之術業修、道德備而不見於天下者，此逸民也。伊尹之於莘、太公之於北海是也。修廢官則事無不舉矣，故曰四方之政行焉；舉逸民則人樂為用矣，故曰天下之人歸心焉。宜於今者，莫若修先王法度之政而備其官，其責任也明，其絀陟也果。修先王責任之製而興其賢，使豪傑之士不遺佚於閭巷窮僻之中，如此則任者舉汲汲於成天下之務，處者舉欣欣於赴天下之用矣。所修者不在一職，所招者不必異禮，而聖人之意得，當今之務適矣。
“黃河”
知今者莫若考古，知古者莫若師經。經者，萬世之法也。自教學廢而經術不盛行於天下，言理者舍經而各師其意，此後世之患也。
若治水之說亦有焉，昔是之時，水害遍於中國，堯能得禹之材而屬任之，禹能知水之性而順導之，然後水之害熄。其法之可見者，《禹貢》是也。自禹功立而更三代，千有餘年無水害。周定王之時，河始徙禹之跡，自此水之為中國害者特河耳。
漢以來言治河者眾矣。齊人延年則以謂宜出之匈奴。許商、韓牧則以謂宜複其故道。田、穀永則以謂宜屬之天事。關並、賈讓則以謂宜棄水衝之地以肆其行，穿溉漕之渠以短其勢。王橫則以謂宜徙之寬平。王延則以謂宜為堤防。平當則以謂堤防不可以為固。張戎則以謂宜弛灌溉之防，使水得自去。
數說者各異，然未嚐知圖患者莫若究其原，究原者莫若求之經，求經者莫若《禹貢》之可信，而各率私意，次進其說，故考之而無本，推之而難行，此舍經之害也。
方漢之時，經術雖不盛行於天下，然學經者猶不盡廢，而害已然。至今千有餘年，言經者益少矣，決事者用私見耳。故明策以謂《禹貢》之學久廢，而以訪問於學者，此可謂於千載之論中其所大蔽，當今之務明其所大本也。
夫《書》稱五行，水曰潤下，則就下者水之性也。禹知其然而治之，欲使順其歸。蓋地之形，雍州高而兗冀下，故其有事也，始兗冀而終於雍，此高下先後之異也。天下至廣，百川至眾矣，使小水皆致其力，則功有所不逮而日有所不給也。故治江之道，使之順則河、潛皆得合而行；治河之道，使之順則漳、滏皆得附而泄。它水皆然。故用力少而敗功多，用日近而見效遠。故所謂治其大而小者從之，能知其要者也。曰江、曰淮、曰河、曰濟，經瀆之所最大而施功之所最多，此其名之尤章章可見者也。計其力則州十有二師，九州當二十七萬人，計其日則四年而畢，此用力多少之數也。夫禹之於水，知其地形高下、所治先後，又知其法之要，又能審其名，揆其功，定計於此，然後施功於彼，此所以能去水之敗也。
宋興，百川循道，為敗者不過於河，興國之間防村之決為尤甚。當此之時，勞十萬之眾，然後複理，天子為賦詩，比《瓠子》之歌。今橫胡、商胡再決，自天子大臣謀救講利害之勤矣，明策訪《禹貢》之法於學者，必將要之可行。夫古今之變雖殊然也，形之高下不易，至於明其所治之先後小大與其法之要，而辨其名、審其用人之多少，定計於此，然後施功於彼，則禹之跡有不得盡循，禹之法有不得而改也，在詳酌而法之耳。
雜論二篇
“為治論”
夫修先王之法度，而先之以篤好力行之義以成其化，則其體雖大，四海九州雖廣，其治不難至也。不先之以篤好力行之義，則雖有良法不能行。不守之以法度之具，則雖有篤好之能，至與兩者之皆廢。則其體雖小，其去人雖近，有不能集於治者。
或謂：先王之法度去今千有餘歲，不可行也。夫修先王之法度，非必服古衣冠，乘車出入，席地而坐，用俎豆之器、儷皮之聘，然後為治也。複農於田，複士於學，複官於職，複兵於耕，複佛老於無，以正民之業，製禮節用以養民之財，修仁義之施以教民之俗，先王之法度，大者不過乎此。而因今之器，順今之變以行之，歸之乎不失其所為之本，不務其末而已，時之相去雖萬歲可行也。
楚漢陳隋之際，天下爭於戰攻，人之在者少矣，耕之廢孰有甚於此時？而文帝、太宗能養之以少求廣愛之思，誘之以自然之勢，則數歲之間，耕者有餘食，然則農非不可複於田也。
秦既焚書冊，絀禮義，絕天下之學，未有酷於此時，而漢武以來立學校，專之以經，勵之以行，其製未可謂備也。其中間又或存或熄，然而士皆蒸薰漸漬，至於東漢之日，懷道德、救衰微之君子皆由大學而出，然則士非不可以複於學也。
秦、隋之亡，在位者皆不稱其任，人才之不見，未有甚於此時也。及漢、唐受命，高祖、太宗設百職之員，充其選者皆向時之士，非借才於異世也。用變業而示之，則人人自奮，爭出其才，求將相則得將相，求百執事則得百執事之才，欲除敝則敝革，欲修政則政舉，無求而不得，無為而不成。由是觀之，顧所以厲之而所以用之如何耳。漢武之末，綱紀大壞矣，官之耗亂未有甚於此時也。及宣帝總核名實，信賞必罰，而公卿百官皆稱其職，然則官非不可複其職而使也。
隋唐之際，無井田之法千有餘歲，兵之易農未有久於此時。天寶之後，將立於軍二百餘年。而至周，天子又軍中之所立。天下之勢劫於兵之驕，患於兵之不可用，未有極於此時。而太宗能開府設衛，則兵歸於田。世宗能誅其奔軍之將，則行師四方無不如其意者。然則兵非不可複於耕而使也。
武宗之時，佛入中國千年，人之相化，家酣而戶溺矣。然而一朝去之，受冠帶而為民者幾五十萬，曾無一人之阻，然則佛老非不可複於無也。
魏、唐之際，毛、楊綰之勢耳，然而變千歲之奢，不旋日而效，然則何患乎製禮節用之不可行也。
秦、隋之後，滅廉恥、捍文網，未有如此之熟爛也。然而文帝、太宗一日變之，則人人自厚，大臣至恥言人過，百姓至不煩於刑，然則何患乎仁義之不可施、俗之不可變也。
凡吾之欲行者，此各引一端，崇其所善，擇之而未精，為之而未詳，然而亦各隨其小大深淺而如其計，見其效。苟有大有為之心，則知明先王之法度而用之，先之以篤好力行之義以成其化，其說非迂，其道易行也。
昔秦設首功之科，驅人於敵場，非傷即死然，而士皆靡然樂鬥而喜戰，此豈徒畏法哉？以秦之篤好力行之以移其俗也。今為治不改其業，不違其欲，所行者常禮，所為者常道，謹其節文而尊其行，養之以學校，而率之以身行，示之以所好惻怛懇誠之心，其亦孰有不從而勸者乎？且民之生不見先王之法度，不聞其教而日習於今之俗，故不能無惡也。使皆粲然日見恭儉之節、仁義之施，曉然皆知其行之易成，其物之易足，上之所好之在此也，則亦何為而不率乎古之人？
得其時、推此道以行於天下者，唐、虞、禹、湯、文、武之君，皋、夔、益、稷、伊尹、太公、周公之臣是也。不得其時，守此道以俟後世者，孔孟是也。其法已行，其效已見，告後之人使取而則之者，六經是也。然而士之欲有為者，言之欲切而反疏，行之欲通而反泥，遂若不可以為者，何也？昔周之衰，諸子之徒散之諸侯，管、晏、孫、吳、申、商之徒是也。諸侯用之，或伯或強，儀、秦之說至傾覆也，亦安中國者各十餘年，彼豈不效見於一時哉？然而孔子惡其小，曾子恥其卑，至於孟子，尤獨患之，何也？蓋以其非盡愛人之意，非極於治人之體，非醇於教人之法，非備於防人之具，為之以亟而見於事者陋，歐之以勢而強於民者薄，偷合於諸侯而用，焉可也？本之以先王之法度，推之以化導之方，則彼惡足以論乎？
今其為失固已明矣，非必過人之智而後知也。天下之士固盡學於孔子矣，而欲有為者複不能自信，此亦千歲以來學者之患也。何哉？世之學孔子者，讀書求治亂之際，未嚐不知其治由先王之道，其亂由後世之失也。欲有為於當世，莫若推其所學於孔子，而知者力行之，就其所以為治亂之故，其於公事最切，而於計最通也。而先王之道，有非俗之所能就；後世之失，有非俗之所能去。方其勢牽於上下也，不能去之而不苟，一則仆仆焉而求進其說，一則樂其與之合而自小也。於是則寧貶道而隨其失，不從先王而從近世，至不勝其弊也。欲治人之所為者反病之，欲正人而自我者反違之，其為之以亟，其歐之以薄，舉其一，遺其二，急其末，忘其本，一切不異於諸子之為，又從而為說，曰近俗而易行者，尚無可奈何，安能以迂遠之道為？嗚呼！何其惑也。
夫所為者得，固可以救其失，所行者大，固可以兼其小，未有所為者失而其效反得，所行者小而其至反大。此所謂言之欲切而反疏，行之欲通而反泥也。為此者有原講之而不明，守之而不固，汲汲乎欲有為者，固不可以為者是也。使其得君矣，則先王之法度，其說非高，其具甚易，何顧而為彼乎？孔子於周之末世，守二帝三王之道而不苟，孟子亦於其後守孔子之道而不苟。二子者，非不欲有為也，知不本先王之法度則不可以行，不得可為之勢則不可以行，不得可為之勢則不可以強通。故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又曰可以進則進，可以止則止。守之以終身，傳之以待後之學者，此二子之見所以異於眾也。
故閭巷之匠，規矩指畫不可以非，不可以苟作而妄從，雖不用於世，其法度猶存，其為技猶良者，天下之知為匠者也；規矩指畫既非矣，苟作而妄從矣，雖用於世，其法度已亡，其為技已卑者，天下之賤工也。天下之士亦若是自守而不苟者，天下之知為治者也，樂其與之合而自小者，天下之賤士也。天下之知為治者，有不用則非在乎人；天下之賤士有用有不用，非常在乎己。士之欲學聖人之道而仕者，得吾言而考之，其庶矣。〈《南豐曾子固先生集》卷十一〉
“刑賞論”
《書》記皋陶之說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釋者曰：刑疑附輕，賞疑從重，忠厚之至也！夫有大罪者，其刑薄則不必當罪；有細功者，其賞厚則不必當功。然所以為忠厚之至者，何以論之？
夫聖人之治也，自閨門、鄉黨至於朝廷皆有教，以率天下之善，則有罪者易以寡也；自小者、近者至於遠大皆有法，以成天下之務，則有功者易以眾也。以聖神淵懿之德而為君於上，以道德修明之士而為其公卿百官於下，以上下交修而盡天下之謀慮，以公聽並觀而盡天下之情偽。當是之時，人之有罪與功也，為有司者推其本末以考其跡，核其虛實以審其情，然後告之於朝而加其罰、出其賞焉，則其於得失豈有不盡也哉？然及其罪麗於罰、功麗於賞之可以疑也，以其君臣之材非不足於天下之智，以其謀慮非不通於天下之理，以其觀聽非不周於天下之故，以其有司非不盡於天下之明也。然有其智而不敢以為果有其通，與周與明而不敢以為察也。必曰罪疑矣而過刑，則無罪者不必免也；功疑矣而失賞，則有功者不必酬也。於是其刑之也，寧薄而不敢使之過；其賞之也，寧厚而不敢使之失。
夫先之以成教以率之矣，及其有罪也，而加恕如此焉；先之以成法以導之矣，及其不功也，而加隆如此焉。可謂盡其心以愛人，盡其道以待物矣，非忠厚之至則能然乎？皋陶以是稱舜，舜以是治其天下。故刑不必察察當其罪；賞不必予予當其功，而天下化其忠，服其厚焉。故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於民心。”言聖人之德至於民者，不在乎其他也。
及周之治，亦為三宥三赦之法，不敢果其疑，而至其政之成也，則忠厚之教行於牛羊而及於草木。漢文亦推是意以薄刑，而其流也，風俗亦歸厚焉。蓋其行之有深淺，而其見效有小大也，如此，《書》之意豈虛雲乎哉？
策問三篇
“擬試製科王平甫策問一道”
問：蓋聞至治之世，教化明而風俗美，士之處者皆篤於自治，而仕者皆能稱其官。當是之時，百度修而萬事理，故上下富足，百姓和樂而臻於仁壽，施及鳥獸草木，皆遂其性，至於蠻夷戎狄莫不欣欣附焉。其所繇者何術而至於斯歟？今士寡廉恥，而希合苟且之俗盛，至於舉選甚弊而百職未修，上下之財不贍於用，元元匱急而輕於抵罪，鳥獸草木未盡遂其性，蠻夷戎狄至勤於禦備之策焉。其不能方古者何謂歟？夫事其末而欲及其本，與泥其跡而求合其變，皆不可也。然則仿於古而不迂，近於今而不卑，必有其道可得而言焉。昔孔子語為邦曰：乘商之輅，服周之冕，樂則曰韶舞。今考其事尚可複於當世歟？如不可複，則興今之禮樂者將何說歟？子大夫其悉陳焉。〈《南豐曾子固先生集》卷十二〉
“策問十四道”
問：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而孟子亦曰：“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如此則用先王之道以治國家天下，其見效豈不速哉？然而又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善人為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矣。如是則積德累善，曠世綿祀而後有成，又何其迂且久也？夫憔悴之民望其恩德，與願治之主望其治之效，期月猶且遲，而可以一世百年期哉？豈聖人之道大，施用之際難歟？抑遲速之間繇所遭之時異歟？二三子可辨之。
問：官有德，爵有功，所從來尚矣。今爵虛器也，凡有功者固以官賞之矣。其可乎？其亦有不可者乎？
問：“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然而視聽言動一於禮，則不合於俗者有矣。順俗則自枉，不合於俗則怨且怒，且指目以謗者行焉。謗怒非君子之所憂也，然君子之於道德非獨自足而已，將以有為也。如與一世人不合不識，其能有為乎？是則其所積累者小而為害於事大矣。孟子亦曰：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言，則枉尋而直尺亦可為歟？又曰：“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如孟子之意，則亦自信而已矣。然則君子之道，其無以紓謗怒，便於時，合於眾人之心者乎？今觀孔子、孟子之所以自為者，則亦從優遊，不皆不合於世也。是亦何道乎？二子者豈無說乎？吾子其言之。
問：錢為物，非無形而不可見者也。不藏於國，必藏於民；不在於民，必在於國；出於此，必在於彼，勢理然也。今大農之錢常不足，而民間尤甚。是物也，不外天而沉泉，其安所歸？而孰繇致其然歟？將欲使上下之用俱足，有無之求兩通，豈無說乎？
問：《易》曰：天地之道簡易。而於《乾》則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又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其於《坤》亦曰：“牝馬地類，行地無疆。”又曰：“承天而時行。”又曰：“至哉乾元，萬物資生。”夫至健以動於上而不息，至柔以承之於下，勤孰甚焉？始萬物生萬物焉，不為不煩也，其於大體，不與夫簡易雲者戾耶？而孔子之雲爾何也？又曰：“易簡之善配至德。”又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其又可屬之於人事邪？願質其所以然而見教。
問：三王之世，用當歲之入，其餘以禦凶荒。下而至漢，其用度亦不加少焉。然孝文時悉弛租稅與民，民與國皆有餘。今之用度視漢固若無異然，然租稅之外，山澤關市之利取之殆既焉而不足，國與民平歲皆甚病，此其故何也？其有以救乎否也？
問：《春秋左氏傳》說晉文公之入也，利其民而歐之以禮信之教，然後用之，一戰而霸。夫能使其民得其利而入於禮義信之教，聖人之所以為治之具豈易此耶？然而不曰斯道也王道然也，何以哉者？其道固亡異而說者卑之邪？抑不然也？欲釋其所以然，則將孰質焉而可矣？而王道之本末深淺何如也？
問：教之不洽於人也，曰處於位者莫為之先也。欲為之先則何施焉而可？古之道何者近於今？今之所當始者何事焉？吾子其言之也。
問：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孔子雲然，其無不然也，不疑矣。既然，則功美豈寡哉？而於《記》則曰：功成作樂，治定製禮。信其如是也，則夫禮樂雲者，不足以就功治耶？不然，何功成治定矣，而始區區為也？無亦與孔子異意哉？孟子又曰：今樂猶古樂也，而唐太宗亦指陳聲以明悲樂，柳子厚又稱孟子，是則製作雲者，其不必事耶？抑雖事之而非所以為本邪？黃帝以來孰為而不相沿襲也？本之要如何也？為今議者，於吾子意孰安？
問：周下文武至於夷王未久也，而其治已替。漢與唐也，治不掩亂。於戲！天下之於治也何寡，而亂數如此。今固承大敝之後，而所承者將緬而戾於周歟？抑止於漢與唐也？漢與唐也，其治孰愈？其當時之製，有合於周乎？抑皆不合也？求其可以尚行於今者，倘有之乎無也？欲如周之盛時，其道易施而其驗易見者，願以開於今。
問：乾六位，未嚐有陰焉，而坤之為體，不可以為剛也。然《係辭》則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信夫陰與陽、剛與柔也，天地當並用之也，則將於乾坤何合焉？又曰“兼三才而兩之”，今之人其信於天地，通乎不也？吾子當習於其說。
問：伊尹亡夏而歸湯。湯，聖人也，知伊尹足信不疑，故以之相，而商為大治焉。世頌湯與伊尹無窮也。令湯雖聖人，不得伊尹之助，未可以有為也；伊尹雖自任以天下之重，不與湯相值，亦未得誌也。下湯與伊尹，其治未嚐非主與臣相值也，其亂亦未嚐非主與臣相戾。主與臣固常相須，而其合何少也？欲主之無不知賢足信不疑，而賢臣之必得行其道於天下，如之何而可？世之所以治亂之本不於是在耶？
問：《論語》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又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又曰：善人為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是皆聖人之言也，聖人之言也宜壹，今其不合如此，不可考據也，豈其記者之妄歟？抑信然也？信其然也，則將何質焉而可以壹也？古之遠者難道矣，唐太宗至於今未久也。唐太宗之為治也，甫三年爾，人之產皆有餘。越之望隴為絕域也，其相之者，不持糧與兵而足無患。天下斷獄，歲三十人而已，為安且治至此盛也。“三年有成”雲者，非已然歟？今治天下以累世之漸，然而人之產皆不足，盜或襲州縣，斷獄歲以千數，必世、百年雲者或過而幾矣，然而不至於安且治也。所貴乎學者非徒習於文而已，今其可行也，吾子盍言所以得失之繇，而通於聖人之所雲爾以諗於時耶？
問：李德裕曰：“正必去邪，邪必害正。”德裕之自道固不然也，其道邪正之勢則適然矣。天下之所以治非它焉，用舍邪正是而已矣；其不治非它焉，用舍邪正惑而已矣。人主未嚐不欲治，然於惑也，不終有焉，則間有焉者多矣。終有焉者何議焉？間有焉者則可諗之矣。以天下之大也，行之於國與民非一事也，群臣之多也，其言與行非一跡也。邪正之歸，何以與知而不惑也？可以聖與賢而不言，學者而不知乎？
“策問一十道”
《乾》之二五皆曰“利見大人”，《屯》之二六皆曰“乘馬班如”，《歸妹》、《泰》之六五皆曰“帝乙歸妹”，《損》之六五、《益》之六二皆曰“或益之，十朋之龜”，《履》之六三曰“眇能視，跛能履”，而《歸妹》則初九曰“跛能履”，九二曰“眇能視”，《既濟》之初九曰“曳其輪，濡其尾”，而《未濟》則初六“濡其尾”，九二曰“曳其輪”，或有離之象，而多曰利用獄，或有巽之象，而多曰“利涉大川”。凡此者，其辭或離或合，或同或異，其象各有係，其義各有所當，《易》學者之所宜盡心也，宜別白其旨，而是著於篇。
問：孔子曰：“誌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韓子曰：“道與德為虛位，仁與義為定名。”老子、韓愈亦各以其所得於聖人者自為一家之言邪？抑其有所激抗而其言不得不然邪？抑會其歸不與孔子異意邪？其辯二子之得失，而推孔氏之意，凡四者之所謂如何？悉書以對。
問：二帝三王之治天下，豈出於求之材，開言路，用賞罰，明好惡？而當時大治，後世稱之至今。今之所以別賢不肖而進退於朝廷，未嚐有一士或遺於下；廣諫諍之途而聰明視聽，未嚐有一言不通於上；罰罪而賞功，以懲勸之意，未嚐有一事不以其宜；好善而惡惡，以明化道之方，未嚐有一事動不求當，與古之所以治天下者豈異？而今之治未足以跡於二帝三王之盛，其何謂邪？盍亦言焉？
問：韓愈曰：“吾讀孟軻書，然後知孔子之道尊，得揚雄、荀卿之書，而益尊孟子，以謂二子者皆聖人之徒。”然今世學者好詆詘三子之說者甚眾。三子者誠詭於道，而愈之書又過於言乎？抑今之學者未達於三子之說而好辯以妄議乎？如三子之說不詭，韓愈之所謂者不過，而今之學者皆是，其不有害於世、亂於聖人之道？欲使其能達於三子之說，而以其好辭妄議之心抑有達乎？自古至今，百家之說眾矣，其亦有可取者乎？抑皆無可取者乎？聖人之所以自得而不同於百家者於經何說？百家之所以失而不合於聖人者於經何謂？而三子之書，尤惡百家之學者，又何也？願聞其所以。
問：《中庸》曰：“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子學禮，能言六者之所謂，其著於篇。
問：今舉天下之士，開間歲之製以收遺滯，定保行之法以革驁悖，修土著之令以息奸妄。策問之試，使明於治亂之體者得畢其說。設明經之科，使通於聖人之意者得申其學。子以謂如此可以得天下之賢材而變近世之風俗乎？
問：六經之書，太極以來至於天地人神事物之變、遠近小大微顯之際、異同之旨無不備者，而其要則在於使學者知順性命之理、正心修身、治國家天下、盡天地鬼神之宜、遂萬物之性而已。然其言不一，其意難知。今欲聞太極以來至於天地鬼神之際與學者之所以順性命之理，而正心修身者其要安在，至於國家天下者之其本末先後如何，盡天地鬼神之宜、遂萬物之性者何方而可，此學者之務也，其勿務於虛詞，而據經之言，以其遠近大小微顯之義、異同之說以對。
問：《書》曰：命夔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柔而立，願而恭，剛而無有虐，簡而無有傲。又曰：神人以和，祖考來格。又曰：鳥獸蹌蹌，百獸率舞，鳳皇來儀。《記》曰：國君無故不徹鍾磬，士無故不徹琴瑟。又曰：功成作樂，事與時並，名與功偕。又曰：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今樂猶古樂也。夫禮樂刑政皆治天下之具，而有虞氏以來，教人者必本於樂，何也？其救人之性，使之直溫寬栗柔立願恭，而剛簡者無虐與傲，是果何以哉？鍾磬琴瑟無故則不傲，然則樂之急如是邪？功成作樂，事與時並，名與功偕，則樂者象功德而已，其使之風移而俗易，至於動天地、感鬼神而及於飛走異類無知之物，莫不皆化，是出於至治之極，所感者如此，樂者文之而已邪？抑感之者非他，固獨在於樂邪？如欲作禮樂，則其情之可考於古者何近？如欲述禮樂，則文之可用於今者何宜？孟子以謂今古之樂同者，其合於經邪？生其務極其意而各以經言。
問：《詩》之序曰：太平之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而《孟子》亦曰：得天下之英材而教育之，一樂也。今之君子有長育人材之勢，而又能有其誌者，固少矣。有其誌而以士之難知也，進以文辭而不奉於理，則浮華以亂實、險怪以亂正者將有取焉，是不害於道邪？進之以行義而本於理，則繁禮而飾貌、好奇以詭眾者將有取焉，是不害於道邪？夫育人材者固將長育成就人之材，以勸天下而移風俗也。今其害若是，知其溺於浮華之可患而寧進繁禮飾貌好奇之人，庶乎其有激，而幸乎其有實也，其可乎？抑其猶不可也乎？古之君子長育人材而能本於理者，其要如宜，具書以對。〈《南豐曾子固先生集》卷十三。本篇題作“一十道”，疑有誤。〉
表五篇
“代上皇帝表”
右臣竊以上聖之心遍應萬物，至公之道無隱人情，是以之私輒敢疏露。
伏念臣在郎官中，嚐持使節參省，計皆陛下選於眾流，拔而授之。尋值潭州闕人，聖恩以臣出守。及在任一年有餘，蒙差龍圖閣直學士劉某為代，未赴朝參就移今所領郡。臣於兩處治所，奉承陛下寬仁之化，拊循吏民。凡辨獄訟，未嚐專信掾屬，必經心手，得情應法，乃敢區處。至於督賦租、定徭使，一一又與簿書朝會無違。在潭州日閱買茶Η調，計金帛佐大農之用，前後累萬。今任之中，建置場冶，采取金貨，亦及二千餘兩。漕發久歲積粟，數過二十萬石，出當郡高源，水路至洪州，便於轉輸。又於營屯，甲兵之備皆使繕修，無有愆闕。計謀雖拙，為效亦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