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這種學院批評雖然欣欣向榮，卻也存在著許多問題。從傳播媒介的角度看，其中的一個問題是，由於長期以來學院批評的存在、運作、傳播乃至書寫等方式是在印刷媒介的文化語境中孕育而成的，所以它也就不可避免地形成了專業化、高深化以及隨之而來的圈子化、小眾化等特點。同時，由於學院批評麵對新媒介基本上處於熟視無睹、我行我素的狀態，所以在新媒介時代它也就被迅速邊緣化了。雖然這種邊緣化有其更為複雜的原因，但我們不應該忘記，當文學也處在邊緣化的過程中時，網絡上迅速崛起了網絡文學，卻鮮有上乘的網絡文學批評。這至少說明，當文學出現了所謂的“終結論”時，一些作家和諸多寫手依然抓住了網絡這根最後的救命稻草，而同樣處於頹勢的文學批評卻沒有充分利用新媒介的力量；從事學院批評的學者也沒有放下自己的架子，廁身於網絡，遊走於民間，去磨礪自己的批評鋒芒。其結果是，學院批評逐漸成為一種高級的智力遊戲活動，成為少數人的竊竊私語，成為專業內部人士的接頭暗號。它遠離了網民、閱讀公眾與新媒介，自然也就被他（它）們放逐在了自己的視線之外。
有人可能會說，我們不是有了許許多多的電子期刊數據庫嗎（如《中國知網》的“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難道這還不算是對新媒介的一種利用？是的，我當然承認這是文學批評在新媒介時代獲得的一種補償，但我們同時也應該意識到，數據庫中的東西依然是印刷媒介與學術體製的產物，它僅僅是讓原來存在於紙媒中的文章上了網，而其表達方式並沒有發生任何變化。另一方麵，由於進入期刊數據庫的門檻較高（比如通過校園網，收費等等），它實際上也拒絕了閱讀公眾的染指。以前有人說過，沒有被電視報道過的事情就不存在；我們現在也可以說，沒有上網的文章，沒有進入普通搜索引擎係統的文章，或者隻能被搜索出題目卻無法打開全文的文章（數據庫中的文章經常處在這種狀態），實際上它們也不存在。
於是，當下的文學批評界就形成了一種非常奇怪的現狀，一方麵，在知識生產的譜係中，文學批評的數量越來越多（每年與文學批評相關的期刊論文，碩、博士論文加起來恐怕是一個不小的數字），另一方麵，這種文學批評的影響力卻越來越弱。文學批評仿佛待字閨中的大姑娘，羞羞答答，不敢示人。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覺得近年來因德國漢學家顧彬而形成的文學批評活動值得重視。
我們知道，顧彬先生是在2006年底開始向中國當代文學興師問罪的。從“垃圾論”開始，他又形成了“五糧液”、“二鍋頭”論（中國現代文學是幾百元一瓶的五糧液，當代文學是幾塊錢一瓶的二鍋頭），中國當代作家普遍不懂外語等觀點，從而對中國當代文壇形成了連續性的重拳出擊。現在想想，他的這些觀點是通過所謂的學院批評傳播出來的嗎？當然不是。他先是通過接受《德國之聲》的采訪，形成了一種直率的表達，然後國內媒體又跟進報道，從而在網上掀起了軒然大波。之後，他利用在中國參加大型學術會議的機會（如2007年的“世界漢學大會”，2008年的“當代世界文學與中國”國際學術研討會等），又不失時機地進一步論證、補充和完善他的觀點，並接受相關媒體的采訪，直麵記者所提出的問題。而所有的這些批評活動，其實都是借助於新媒介來完成的。可以說，沒有新媒介強有力的傳播、放大甚至一定程度上的斷章取義，就沒有顧彬的轟動性言論，他的文學批評活動或許就會像那些學院批評一樣，藏在深閨人未識。
在這裏，顧彬作為德國漢學家的身份問題，他對中國當代文學的批評是否可信，他是不是像有些人所謂的是在作秀或嘩眾取寵等等，並非我要討論的重點。我想要說明的是，正是因為他的訪談、會議發言等等去掉了學院批評的學究氣，同時，也正是因為他的話語方式體現出了國內學者少有的出位之思、坦率之辭與執著之態，才使他成為新媒介關照的對象。換一個角度加以思考，作為從事中國文學研究多年的學者，顧彬並不是不會學院批評，但當他真要出擊的時候，他卻選用了符合新媒介（如網絡批評）特點的思考方式與表達方式。通過這種方式，他把最核心的觀點傳播到了閱讀公眾那裏，也讓文學批評發出了這個時代能夠發出的最強音。而閱讀公眾如果對他的觀點產生興趣，盡可以順藤摸瓜去接近他的學院批評，甚至去閱讀他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這樣，借助於新媒介而進行的文學批評就成了整個文學批評活動中的排頭兵。
並不是每個人都可以成為顧彬的，但顧彬與新媒介的合作畢竟讓我們看到了文學批評的力量。如此說來，在新媒介的框架中思考問題，是不是意味著我們需要把學院批評變成媒體批評？不是的，我在這裏以此為例，不過是想為進一步思考學院批評與媒體批評的關係提供一點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