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1990年代以來有了所謂的“媒體批評”之說後，這種批評便名聲不佳，且論者也大都把它放在了與學院批評相對立的位置上。比如，吳俊指出：“媒體批評的弊端在於它的批評初衷並不關心文學的基本價值和利益，而主要著眼於媒體自身的利益需要，並按照媒體的邏輯而非（文學）批評的規範對文學進行闡釋和評價。因此，要說它是文學批評，實際上卻往往並不與文學相關，至少，它明顯缺乏起碼的文學批評的學理內涵。”（《通識·偏見·媒體批評》，《文藝理論研究》2001年第4期）陳曉明認為：“所謂‘媒體批評’，主要是指發在報刊雜誌和互聯網上的那些短小凶悍的批評文字。”它們信口開河，惡語相加，罵你沒商量。（《媒體批評：罵你沒商量》，《南方文壇》2001年第3期）客觀地說，以上二位學者所指出的問題在媒體批評中是大量存在的。而由於媒體批評主要由“新聞場”管轄卻不受“文學場”控製，所以它往往追求的是“語不驚人死不休”的轟動效果，“打一槍換一個地方”的遊擊戰術。許多時候，它隻是提供了吸引人眼球的信息，卻不可能有學院批評似的深度分析。因此，媒體批評被學院派學者所詬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但問題是，我們是否想過這種局麵是如何形成的？學院批評與媒體批評果然就是一種水火不容的關係嗎？當媒體批評甚至走向惡俗一路時，學院派批評家是否應該反省自己的失職？而以上問題的回答顯然涉及到批評家對新媒介的認識。
在我的印象中，雖然絕大部分學院派批評家並不拒絕對新媒介的使用，但他們對新媒介似都不同程度地懷有某種戒心。比如，他們大都認為學院批評是自己的主業，進行媒體批評是屈尊下駕，有失體統。從學術利益的角度考慮，學院批評在高校的學術評價體係中是論文，是正兒八經的科研成果，它們是自己的安身立命、晉級升遷之本；而媒體批評寫了也是白寫，它們與自己的切身利益沒有直接關係。其中雖然也有一些學者試圖借用新媒介來拓展自己的批評空間（如開博客等等），但他們顯然還不怎麼適應新媒介的種種特點，而一旦發生了一些事情，抽身而出或全身而退便成為他們的選擇。凡此種種，我們可以說學院派批評家還隻是困守著學院批評，卻基本上缺席於媒體批評。
媒體批評這塊陣地學院派批評家不去占領，媒介文化人（他們是新聞記者、編輯、專欄作者等）就必然會去占領。因此，當媒體批評以今天這種樣子呈現在世人麵前時，批評家其實也是需要認真反省的。雖然造成媒體批評的問題原因多多，但批評家不屑於與媒體批評為伍顯然也是原因之一。他們的缺席一方麵使媒體批評缺少了一種理性的聲音，另一方麵也讓媒體批評失去了一種製衡的力量。
但話說回來，即使學院派批評家能夠放下包袱，輕裝上陣，他們能夠寫出媒體批評所需要的文字嗎？這是我時常感到懷疑的。許多學院派批評家習慣於引經據典、四平八穩式的論文八股體寫作，卻寫不出短小精悍、生氣盎然的文字。而用論文體去對付媒體批評一方麵顯得錯位，另一方麵也會讓那些擅長媒體批評的人貽笑大方。因此，批評家缺席於媒體批評，除了不屑之外，很可能還有不敢、不能和不會等等因素。這樣，當批評家沒有能力去參與並進而改造媒體批評時，他們剩下的就隻有批評、嘲諷和無可奈何的歎息了。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學，一個時代也有一個時代的文學批評。而我還想進一步指出的是，一個時代同樣也應該有一個時代的批評文體；這種新批評文體的出現很大程度上又是被新媒介呼喚出來的。可以設想，假如沒有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報刊的繁榮，魯迅是否還會創造並使用雜文這種文體，是大可以存疑的。於是我便想到，我們今天有了電子、數字媒介，發展出一種與這種新媒介成龍配套的批評文體不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必要的。而在我的想像中，讓媒體批評（我暫時還想不出更好的說法，姑且用之）成為犀利的前鋒，讓學院批評與理論裝備成為穩固的中場和強大的後防力量，且它們之間能夠形成一種行雲流水般的傳接配合，也許是文學批評在新媒介時代能夠有所作為的一條生路。而人為製造媒體批評與學院批評的對峙、緊張關係，或者心安理得地守著學院批評而把媒體批評拱手相讓，是很難讓文學批評有更大出息的。
積極推進文藝評論的創新
楊誌今
文藝評論是社會主義文藝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繁榮文藝創作的重要力量，是黨領導文藝工作的重要手段。我們黨曆來高度重視文藝評論工作。我們大家熟悉的毛澤東同誌《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和鄧小平同誌《在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上的祝詞》這兩篇經典文獻，集中闡述了我們黨的文藝思想、文藝理論、文藝方針以及文藝評論的標準，確立和發展了社會主義文藝事業的基本指導原則和方針。江澤民同誌把文藝創作和文藝評論形象地比喻為車之兩輪、鳥之雙翼，並多次強調要努力加強文藝理論評論建設，大膽進行文藝理論評論創新。黨的十六大以來，以胡錦濤同誌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多次就文藝評論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強調要推進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深入回答有關文藝發展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培養造就一批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家、評論家，努力使文藝評論在堅持文藝正確導向、引領社會審美風尚、提高群眾鑒賞水平、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係、促進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方麵發揮獨特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