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到了《秦腔》，情況發生了我們意想不到的變化。在他以往的作品中，都有相對完整的故事情節，都有貫穿始終的主要人物推動故事或情節的發展。或者說，在賈平凹看來，以往的鄉村生活雖然有變化甚至震蕩，但還可以整合出相對完整的故事，那裏還有能夠完整敘事的曆史存在，曆史的整體性還沒有完全破解。這樣的敘事或理解，潛含了賈平凹對鄉村中國生活變化的樂觀態度，甚至是對未來的允諾性的期許。但是，到了《秦腔》這裏，小說發生了重大的變化：這裏已經沒有完整的故事，沒有令人震驚的情節，也沒有所謂形象極端個性化的人物。清風街上隻剩下了瑣屑無聊的生活碎片和日複一日的平常日子。再也沒有大悲痛和大歡樂，一切都變得平淡無奇。“秦腔”在這裏是一個象征和隱喻，它是傳統鄉村中國的象征，它證實著鄉村中國曾經的曆史和存在。在小說中，這一古老的民間藝術正在漸漸流失，它片段地出現在小說中，恰好印證了它艱難的殘存。瘋人引生是小說的敘述者，但他在小說中最大的作為就是癡心不改地愛著白雪，不僅因為白雪漂亮，重要的還有白雪會唱秦腔。因此引生對白雪的愛也不是簡單的男女之愛，而是對某種文化或某種文化承傳者的一往情深。對於引生或賈平凹而言，白雪是清風街東方文化最後的女神：她漂亮、賢惠、忍辱負重又善解人意。但白雪的命運卻不能不是宿命性的，她最終還是一個被拋棄的對象，而引生並沒有能力拯救她。這個故事其實就是清風街或傳統的鄉村中國文化的故事：白雪、秦腔以及“仁義禮智信”等鄉村中國最後神話即將成為過去，清風街再也不是過去的清風街，世風改變了一切。
《秦腔》並沒有寫什麼悲痛的故事，但讀過之後卻讓人很感傷。這時候，我們不得不對“現代”這個神話產生質疑。事實上我們在按照西方的“現代”改變或塑造我們的“現代”，全球一體化的趨勢已經衝破了我們傳統的堤壩，民族國家的特性和邊界正在消失。一方麵它打破了許多界限，比如城鄉、工農以及傳統的身份界限；一方麵我們賴以認同的文化身份也越來越模糊。如果說“現代”的就是好的，那我們還是停留在進化論的理論。我同時也不免躊躇：《秦腔》站在過去的立場或懷舊的立場麵對今日的生活，它對敦厚、仁義、淳樸等鄉村中國倫理文化的認同，是否也影響或阻礙了他對“現代”生活的理解和認知，對任何一種生活的理解和描述，都不免片麵甚至誇張。《秦腔》的“反現代”的現代性，在這個意義上也是值得討論的。因此，麵對“現代”的叩問或困惑，就不止是《秦腔》及作者的問題，對我們而言同時也是如何麵對那個強大的曆史主義的問題。
劉震雲的《一句頂一萬句》是一部“去曆史化”的小說，但它發現了普通人的心靈史。在平淡無奇的生活中發現小說的元素，這是劉震雲的能力；但劉震雲的小說又不是傳統的明清白話小說，敘述上是“花開兩朵各表一枝”，功能上是“揚善懲惡宿命輪回”。他小說的核心部分，是對現代人內心秘密的揭示，這個內心秘密，就是關於孤獨、隱痛、不安、焦慮、無處訴說的秘密，就是人與人的“說話”意味著什麼的秘密。亞裏士多德發現，伴隨著城邦製度的建立，在人類共同體的所有必要活動中，隻有兩種活動被看成是政治性的，就是行動和言語，人們是在行動和言語中度過一生的。就像荷馬筆下的阿基利斯，是“一個幹了一番偉業，說了一些偉辭”的人。在城邦之外的奴隸和野蠻人，並非被剝奪了說話能力，而是被剝奪了一種生活方式。因此，城邦公民最關心的就是相互交談。現代之後，交談是意味著親近、認同、承認的交流，在這個意義上，說話就成了生活的政治。
在《一句頂一萬句》中，“說話”是小說的核心內容。這個我們每天實踐、親曆和不斷延續的最平常的行為，被劉震雲演繹成驚心動魄的將近百年的難解之謎。百年是一個時間概念，大多是國家民族或是家族敘事的曆史依托。但在劉震雲這裏，隻是一個關於人的內心秘密的曆史延宕，隻是一個關於人和人說話的體認。對“說話”如此曆經百年地堅韌追尋，在小說史上還沒有第二人。無論是楊百順出走延津尋女，還是牛愛國奔赴延津，都與“說話”有關。“說話”的意味在日常生活中是如此不可窮盡。這些人物不知道存在主義，也不知道哈貝馬斯的交往理論，但“話”的意味在這些人物中是不能窮盡的。說出的話，有入耳的、有難聽的、有過心的、有不過心的、有說得著的、有說不著的、有說得起的、有說不起的、有說不完的還有沒說出來的。老高和吳香香私通前說了什麼話，吳摩西一輩子也沒想出來；章楚紅要告訴牛愛國的那句話最後我們也不知道；曹青娥臨死也沒說出要說的話。沒說出的話，才是“一句頂一萬句”的話。當然，那話即便說出來了，也不會是驚天動地的話。在小說中普通人的心靈史就這樣被嚴酷又生動地呈現出來。
中國當代文學主流從“農村題材”向“新鄉土文學”的轉變，是一個重大的轉變。它告知我們的是，政治意識形態完全支配文學的時代終結了。如果說在這些文學中也不可避免地隱含了某些政治因素的話，那是作家主體選擇的結果。而我們更多看到的，則是廣袤的鄉村中國綿延不絕的本土文化的脈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