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評的倦怠與知識的困局
陳福民
一
在當下的時代，對於文學批評的輕慢與指責不絕於耳。作為一個文學批評參與者，同時也作為一個讀者，目前的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帶給我最強烈的感受，是它越來越呈現出一種刻骨的致命的倦怠。在很多時候，倦怠意味著一種勉為其難之後的信口開河與無的放矢，當然，可能還包括著由於華麗修辭與空洞無物而產生的對自身的不信任。這在相當嚴重的程度上造成了批評這一行當的自我消解。
我知道，“倦怠”這個描述性詞彙會使很多人不以為然，因為它的感性味道過於濃厚，它可能會顯得不夠嚴厲也不那麼“學術”。但是仔細體會下來，除了“倦怠”，我找不到更好的詞來形容當下文學批評那種獨特的灰溜溜的氣質了。比照此前種種對於批評的不滿和激憤指斥（諸如“失語”、“焦慮”乃至“墮落”等等），倦怠這個詞因其溫和的性質盡管並不那麼旗幟鮮明，但我始終覺得它頗為恰當確切，至少這是我近年來參與其中感同身受的。作為一種工作體製，相關的批評刊物在辦著，欄目開著，各個話題在不斷地重複著，批評家們在慣性支配下似水流年勤奮地寫著，然而這些都無法掩飾一個基本事實：一種遲暮消沉之氣和陳詞濫調正在侵蝕著文學批評。
形成這種印象和感受的原因是複雜且多方麵的，未便一概而論。但是就文學批評工作的性質而言，我們至少可以追究與其相關的最重要也最根本的層麵，借由對這個層麵的描述與辨析，我們希望當下文學批評的基本狀況能夠得到廓清和有效的說明。
需要考慮的是文學批評與時代需求、哲學精神、思想道德資源之間互相闡發激勵的這一層麵。而對這一層麵的把握與闡釋，作為一種知識類型，它所牽涉到的內容和領域要遠遠大於文學表達。就我們現在所理解的文學創作和批評之間的關係而言，這似乎是個無須強調也無甚新意的老生常談。然而，這個“老生常談”一點都不老，事實上它相當年輕——中國現當代文學批評範式的確立，與“西學東漸”以及中國自身的現代性焦慮基本上同步展開，前後不過一個世紀。我們現在所理解並且實踐著的文學批評，完全是拘囿於西方文學批評的邏輯框架而進行的。盡管其間不斷有“審美批評”與“感性批評”的呼籲，不斷有重感覺、直覺的著眼於中國文學批評傳統現代性轉換的各種努力，但總體說來，中國現當代文學批評模式中，完全沒有中國古代文學批評“評點派”、“鑒賞派”等等理念方法的地位。舉例而言，各類“詩話”、“詞話”與但丁的《神曲》或歌德的《浮士德》無關，張竹坡、金聖歎大概也對付不了《戰爭與和平》或者《追憶似水年華》。
隻有在“知識的轉型”意義上看待批評理念與方法的這種時代性“斷裂”，才能清晰準確地理解問題的實質。眾所周知，19世紀作為文學批評的“黃金時代”，是批評界的一個共識，與一般的學術性研究有所不同，文學批評隻是到了19世紀才蔚為大觀。更為重要的是，也正是在這一時代，批評方始成為一種被高度重視、影響巨大的寫作方式而與文學創作並駕齊驅。在某些方麵，文學批評甚至對文學創作構成了一種特殊的優勢。以這一時期的俄國文學批評為例來看，別林斯基對整個俄國文學的評判與引領，堪稱世界文學批評史的奇跡。關於這一點，隻需看看陀思妥耶夫斯基極其生動真切的回憶便可明了。而別林斯基曾經是不折不扣的黑格爾哲學之“絕對精神”的俄國文學版。不僅如此，與他同處一個時代的大牌批評家們，無一不是從那個時代最緊要的民族任務、哲學精神和思想道德出發來評價和要求文學的。這種評價和要求，首先著眼於文學之外激烈沸騰的社會事務，他們淩厲而敏銳的目光在文本內部搜尋人物與時代的關聯，發掘他們的道德根性及價值，以圖讓文學有益於它們所服務的時代。在這一切的背後，建構著恢弘完整的現代知識格局，赫然醒目矗立著“現代性”的曆史目標。
以文學批評行思想闡發之職事，在文學領域大麵積展開哲學精神闡揚和社會思想評價，這既是19世紀以來歐洲文學批評特別是俄國“別車杜”式的批評帶給中國現當代文學批評的時代性饋贈，也是曆史轉型與知識轉型的必然結果。以賽亞·伯林作為一個對俄羅斯文學極有造詣與心得的人，對別林斯基、赫爾岑、托爾斯泰、屠格涅夫以及文學浪漫主義均有極富啟示性的深入研究，但他的研究成果卻是以《俄國思想家》一書名世，他在討論書中主要內容和人物時的著眼點及所使用的方法，基本是思想史問題的理論思辨。而這種思想史問題強力楔入文學批評的方法，無論在怎樣的程度上導致了把文學寫作視為思想材料的弊病，它都顯示了一個時代建構並使用知識的特征——文學批評自19世紀以來一直承擔著某種思想史功能。盡管其後也有“新批評”和形式主義批評等批評話語力圖在一個相對封閉的環境內部闡說文學問題，然而，其實際效果遠遠無法拆解文學批評從時代知識架構和哲學思想中獲取核心資源的牢固關係。在這個意義上說，批評作為一種精神活動的實質，最終要回歸並訴諸一種知識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