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創作來講，網絡寫作的前兩個階段的顯著區別之一就是“類型意識”。在最初的網絡文學時期，除了大量的純文學意義的創作之外，具有網絡文學特點的作品主要以都市愛情題材和幽默搞笑風格為主。作者年齡多為“70後”，讀者多為白領小資，代表網站如“榕樹下”。這時的網絡小說，類型意識並不明顯，屬於一種半文學狀態的流行寫作；而新世紀以來，網絡小說主潮才真正進入了“類型小說”的時期。這個歸“類”的工作，很大程度上是文學網站的編輯們主導完成的。大約在2003年，現在幾乎能說得出來的“類型”基本建設完備。網絡文學“類型意識”的明確，意味著今天的大多網絡作者都自覺到自己在從事哪個類型的創作——這是消費化的時代對我們寫作的又一改造和考驗。消費市場是根據消費終端的需求來創新消費服務的，今天的大眾需要更為明確、簡單、快捷、平麵化的標識來指示他們選擇文化產品——一本書和一聽飲料、一袋方便麵、一件飾品在這個意義中沒有根本區別，它們都是賣場裏的商品。而如果說網絡寫作第一期是“類型意識蒙昧期”，第二期是“類型意識明確期”的話，那麼，當下呼應著資本進入和網絡收費閱讀模式所遞進的第三期特征，則表現在類型小說愈演愈烈的長度上。也就是說，網絡小說進入了“文本長度增殖期”。這一時期的“拉長”，被人非議為“注水”。《中國青年報》今年7月7日以《“文學注水肉”是怎樣煉成的》為題，拉開了這場關於第三期“拉長”問題是不是“注水”的爭論。其實，這背後自然是有網絡收費閱讀模式的原因，寫得越長，網上賺取的錢就會越多，這是不用掩飾的事實。同樣毋庸置疑的是，這直接影響到了當下網絡小說文體內部的變化及其審美走向。從某種意義上，這麼長的篇幅不再利於傳統的紙質出版，但非常適合大眾每天定時定量的閱讀（其情景恰如大眾對電視連續劇、肥皂劇的心理期待即習慣性快感）。網絡本身養育著屬於它自身、並適應快速生活的寫作節奏；趣味可覆蓋都市白領、在校大學生、中學生、網絡遊戲愛好者、社會邊緣人群等社會讀者群落的作者隊伍。
而在這場大眾文學的曆史梳理中，我始終在思考“文學”的立場。作者和讀者都有“文學”的訴求會從哪怕是類型小說中生長出來，肯定會有越來越多的人要求這些類型小說的難度和精度，因此，我覺得文學不是無所作為的。當然，這是另一個話題。
兒童文學
難忘劉厚明
束沛德
英年早逝的劉厚明，離開我們將近20個春秋了。每當想起他在創作、工作、社會活動諸方麵顯示出的充沛激情和活力，我依然不能不為兒童文壇失去這麼一位出色的幹將而深感哀傷和惋惜。
厚明在兒童文學領域出道較早。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他先後發表了《紐扣》《夏天來了》《小雁齊飛》等一批優秀兒童劇。早在1956年，23歲的厚明就參加了全國青年文學創作者會議，並加入中國作家協會。他是和劉紹棠、從維熙、任大霖這樣一些當年在文壇嶄露頭角的文學新人同時入會的。在兒童文學隊伍裏，稱得上是一位年輕老將。十年浩劫後，進入曆史新時期，厚明相繼發表了一批優秀兒童小說，如《黑箭》（獲1981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綠色錢包》《阿誠的龜》（獲中國作協首屆全國優秀兒童文學獎），贏得了文學界和廣大讀者的好評。
我還記得，上世紀80年代初，我剛進中國作協領導班子。當時作協主持工作的張光年不止一次地對我們幾個相對年輕的黨組成員說，肩上挑了擔子後，務必堅持多讀作品，多練筆，無論如何不要陷在文山會海裏。他還煞費苦心地讓我們擔任作協創作研究室的兼職研究員，以便經常了解、研究當前創作狀況、趨向。那時，創作研究室的一些研究人員，都根據自己對作家的熟悉、愛好情況，分別擬定選題，撰寫作家作品論，如曾鎮南的《王蒙論》就是其中的一篇。我出於對劉厚明作品的喜愛，十分讚賞他對人類美好、善良感情的揭示和謳歌，也很欣賞他注重兒童情趣、追求單純、質樸美的創作風格，因而躍躍欲試，萌生了寫一篇比較全麵地評述其作品的《劉厚明創作論》的想法。我想方設法搜集到當時他已發表、出版的全部作品，擠業餘時間仔細閱讀了他的《六個兒童劇》《兒童喜劇集》、短篇小說集《紅葉書簽》《阿誠的龜》、小說童話合集《黑箭》、小說散文集《啊，我親愛的大河馬》、中篇兒童小說《小熊杜杜和它的主人》、散文集《亞非九國遊記》等。“文革”前他寫的兒童詩、兒童劇、兒童小說和話劇劇本《箭杆河邊》《山村姐妹》等，也都找出來一一瀏覽了。我邊讀邊寫劄記，對他的創作曆程、作品特色有了較為清晰的了解。我擬出了一篇論文的提綱，並寫了個開頭。但後來終因全力投入中國作協第四次會員代表大會的籌備工作，繁雜的組織工作、秘書工作纏身，再也不能坐下來從容地寫下去，隻好無可奈何地擱置一邊了。如今，想起這件事，我還深深地引以為憾哩。由於自己的怠惰，欠下這筆文債，不僅失去了一次在文學上、心靈上與厚明和其他兒童文學同行對話、交流的機會；同時也辜負了光年等前輩要求我“多讀作品、多動筆杆”的殷切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