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夢想與猛醒——美國小說的全球警示
王弋璿
2009年3月19日國際學者埃默裏·埃利奧特教授（EmoryElliott）應邀到上海和北京的幾所高校講學。在上海外國語大學，埃默裏·埃利奧特做了一場題為“國家夢想與猛醒——美國小說的全球警示”（NationalDreamsandRudeAwakenings：TheGlobalWarningofAmericanFiction）的講座。他通過引述美國文學的發展脈絡，展現出現當代時期美國夢的成長與幻滅，為中國的美國文學研究帶來了嶄新的思想和理念。遺憾的是，這次中國之行竟然成為了他學術生涯的告別演出。
4月1日傳來噩耗，埃默裏·埃利奧特教授當天因心髒病突發在美國逝世，享年66歲。他的逝世令國際、國內美國文學界感到震驚、悲痛和惋惜。埃利奧特畢生致力於美國文學研究和中美文化交流，他將生命的最後時光留在了中國的講壇上。他匆匆離去，我們無力挽回，惟有將他生命中的最後篇章呈現給讀者，作為永遠的記憶珍藏，以寄托哀思和懷念。
埃默裏·埃利奧特是當代美國著名的文學研究專家、美國研究協會主席、加州大學河濱分校校級教授。他的研究領域包括早期美國文學、新英格蘭清教時期文學與政治、黑人文學、當代美國文學、多元文化主義與美國社會、小說與政治等諸多方麵，其主編的《哥倫比亞美國文學史》和《哥倫比亞美洲小說史》在學界頗有影響。
政治小說：在隱晦與直接中尋找平衡
埃利奧特一直關注眾多美國作家對美國及其意識形態和文化表達手法方麵的爭論。講座中，埃利奧特首先引用美國作家赫爾曼·梅爾維爾的評論文章《霍桑和他的苔蘚》中的一段名言引發人們對真理問題的關注——“在這個充滿謊言的世界裏，真理如同樹林中受驚嚇的白色母鹿；隻有在警覺的一瞬間才能瞥見她若隱若現的身影，這一點體現在莎士比亞以及其他揭示真理的偉大作家的作品中——即使如此，他們對於真理的表述總是尤為隱晦和躲閃……（並非所有）的讀者能夠辨明真理的蹤跡，因為隻有那些慧眼識珠的人才能理解其中隱含之意”。由此說明在意識形態背景下，作家隻能以隱晦的方式表述真理的現實狀況。
埃利奧特曾在其著作《革命的作家》（RevolutionaryWriters：LiteratureandAuthorityintheNewRepublic，1725-1810.）中談到，1770年至1840年間，美國早期作家試圖通過作品向讀者揭示現實中的政治真相，然而這種寫作意旨卻難以得到廣泛支持，領導人和民眾往往無視他們的存在。接下來一代的美國作家開始嚐試采用複雜的敘事模式來對抗官方神話和政府小說，這需要在隱晦和直接的表達方式之間艱難尋找平衡點，然而正如梅爾維爾所言，如果讀者準備接受這個挑戰國家神話的真理的話，他們必須首先幻想自己已經發現了暗含的真理。如果他們感覺到作家的強迫意願，就會拒絕接受真理及其揭示者。當然也有部分例外，諸如《湯姆叔叔的小屋》和《叢林》就違反了常規。1890年到1930年間是政治小說的發展時期，像西奧多·德萊塞、弗蘭克·諾裏斯、維拉·凱瑟、約翰·斯坦貝克之類的作家的作品雖然因其進攻性的言辭和主題而在出版方麵屢屢受阻，但卻擁有廣泛的讀者群。然而政治小說的盛行好景不長，到了上世紀40年代，隨著新批評主義的興起，政治小說被認為缺乏審美價值而被邊緣化。在新批評派看來，偉大作品所蘊涵的文本意義具有普遍性和超驗性，不應有任何政治意義。
埃利奧特談到，由於現代美國社會對於政治小說或者對“信息”虛構性程度的不確定性，上世紀90年代，好萊塢對政治小說表現出極大的關注。電影往往影射了政府的所作所為，甚至有人笑談“想了解政府在幹什麼，就去電影院”。然而自從“9.11”事件發生後，大多數針對政府小說的笑談逐漸銷聲匿跡，電影製作者開始轉向更為愛國和懷舊的主題。隨著國家進入“戰備”狀態，很多人開始認為，對國家、特別是對政府的政治幽默和批評將會威脅國家安全和團結。“9.11”事件很長時間以來，人們對政府采取的措施保持著奇怪的沉默，部分原因在於相繼湧現的社會危機讓人無暇顧及反恐戰爭；另一個原因是，很多人擔心再次遭受攻擊，認為政府有權采取措施來消除威脅。然而在痛定思痛之後，人們開始對政府的花言巧語進行廣泛的抨擊和嘲諷。很多人開始評論說，伊拉克戰爭可能是由政府發起，以此來轉移公眾視線，讓他們的關注點從國內麵臨的可怕經濟形勢和日益惡化的社會狀況中走出來。所有的這些事件都讓人們對權威喪失了信心，更有許多媒體評論者談到，這些年來美國失落了純真性，它將永遠不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