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希金在抬回來後給妻子的第一句話就是：“你放心，你沒有任何過錯。”給普希金治傷的禦醫阿連特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對普希金來說，沒有當場被打死是他的不幸，因為他受盡折磨，痛苦不堪。但對他妻子的聲譽來說，他活著回來卻是不幸中的大幸，因為所有在場的人都看到了她的無辜，以及普希金對她忠貞不渝的愛是毋庸置疑的。”
普希金是真的愛著岡察羅娃的，婚前瘋狂，婚後深切。而且他對孩子們也是很稱職的父親，甚至愛得有些瑣碎，愛得婆婆媽媽——一個男人如果對家庭的事事無巨細地關心，他一定對這個家庭是盡責的。試看他在1834年寫給妻子的信：“……你要適當地散步，早早地就寢。不要讓父親（即岡察羅娃之父）到孩子們跟前去，他可能嚇著他們，什麼事都能發生。在月經期間你要多保重身體……我的好妻子，你愛怎麼打扮就怎麼打扮吧。但不要騎烈馬。此外，無論對瑪什卡或薩什卡都不要溺愛，你要是對德國女仆或奶媽不滿意，那就請你馬上把她辭退，而不要覺得不好意思，不要講客氣。……我親愛的妻子，我感到愁悶啊，我的天使，你不在身邊真愁悶啊！你的信我永遠不會忘記……”這樣的信讓我們看到了一個天才詩人的另一麵。普希金婚前花心過，聽說有二十多個情人，但婚後感情專一，熱愛家庭，這也是岡察羅娃心想紅杏出牆，卻最終沒跨出那關鍵性一步的最大心理障礙，否則，她將長久地受到良心的譴責。
但是，還是因為她的輕率的感情，給普希金招來了殺身之禍。
4
普希金死在莫依卡河濱河路12號，沃爾更斯基的私邸——現在是“普希金最後的故居紀念博物館”。普希金的銅像矗立在院內。他在圓柱形的基座上站立著，麵對日落的方向（在聖彼得堡，不是正西方）。他左手拿禮帽，右手向一旁攤開，頭微仰，目光遠視。他似乎很無奈，兩手空空，眼中悲憤迷惘，似乎在叩問，也在選擇著行路的方向。望著他，我的心緊縮著，是的，他是沒有路才走到決鬥場的，他希望在槍口下為自己再找一條路，一條心態平靜，充滿靈感，身心愉悅，世界對他友好如初的路。
這猶如在刀刃上舔蜜！
“最後的故居”普希金僅住了四個月。三層樓的樓房中的一段為普希金當時租借。對這樣一個沒有固定收入的詩人，開銷是多麼大。一樓裏陳列有當時普希金決鬥的小黑河邊的場景，有他決鬥時使用的手槍，有兩邊決鬥的證人畫像。二樓我們看到了岡察羅娃的梳妝台，梳妝台上，放著一本普希金詳細的欠賬本。俄羅斯的老房子每一個房間都是相通的。再走過去，是普希金姐姐和妹妹的居室——她們與普希金住在一起。隔壁就是普希金四個孩子的臥室，這四個孩子分別是瑪麗亞、亞曆山大、葛利戈理、娜塔利亞。小女兒在普希金死時不到一歲，長大後嫁給了尼古拉一世的孫子，普希金後代也成了沙皇的後裔，這就是曆史開的玩笑；二女兒葛利戈理嫁給了果戈理的外甥。孩子們臥室的牆上，有普希金為他們畫的畫像。
再拐個彎，就是普希金的書房。如今，四千五百冊圖書全保存在這裏，還有他一部分手稿真跡。在中間的一排書架下，放著一張沙發，普希金就是在這張沙發上去世的。還有簡陋的書桌，深紅色的皮椅。書桌上有個小黑人銅像墨水瓶，有一管被他啃去了筆梢的鵝毛筆。桌上攤開的書與詩箋，似乎告訴我們主人剛剛離去，馬上就會回來。
他死後的遺體是擺放在書房旁的一個房間裏的。這裏掛著他去世時畫家為他畫的速寫，還有一個石膏遺容像，詩人十分安詳，好像睡著了一般，似乎這種死他毫無悔憾。在一個小櫃裏還展覽有一綹他的頭發，有一套他決鬥時穿的衣服。
詩人的遺體沒有葬在聖彼得堡，而是運回了生前的流放之地米依洛夫斯克村，葬在聖山鎮教堂詩人母親的墓旁。
按現在的醫學看來，腹部槍傷幾乎不危及生命，在一百多年前的醫療條件下，還能存活幾天，可見槍傷並非是致命的，但是，隻有如此了。俄曆1月29日即公曆2月10日，普希金死了，時年三十七歲。在我2001年訂閱的《俄羅斯文藝》第4期的封三，翻閱到天才小畫家娜佳（她隻活了十六歲）畫的一幅普希金臨死前躺在書房的沙發上的畫，普希金奄奄一息，手垂在沙發沿上，岡察羅娃拿著手帕，淚眼哀哀地望著丈夫，德國保姆抱著最小的女兒，另三個孩子站在父親頭前的走廊裏；二女兒伏在哥哥的胸前哭泣。這是一幅傷心的圖景。普希金終於從極度的激忿中平靜下來。他在用最後的氣力給妻子和孩子們交待什麼呢？不過，他很清楚，神誌未亂。在從小黑河邊抬回來後，他對醫生阿連特說過一句話：“我的一生結束了。”
在我看來，他選擇決鬥，其實是一次覺醒和解脫。他知道他再也不能這麼下去了，他要否定這些年來——特別是流放後回來的生活，他甚至兩次向沙皇提出辭去職位，攜著家眷回到他十分有感情的流放之地米依洛夫斯克村，安心寫作。但沙皇拒絕了他的要求。至於他究竟是一個什麼職位呢？看普希金在1831年7月22日寫給友人的信吧：“順便告訴你一件事：沙皇給了我一份差事——既不是辦公室工作，也不是宮中差事，或軍隊服役——都不是。他給我薪俸，為我打開檔案室，讓我在裏麵翻閱，而什麼都不用做。這是多麼仁愛，不是嗎？他說：因為他結婚了，又不富裕，應該幫助他生活過得去。謝謝上帝，他對我非常關照。”
這就明白了，原來他成了沙皇的禦用文人，一份薪俸，來自沙皇親發的薪俸，他還敢寫當年《自由頌》中的“我要打擊皇位上的罪惡”的句子？一個天天出入於舞場的人，還能再寫出《致西伯利亞的囚徒》？
不可能了。他對皇帝感恩戴德，他歌頌過自由，在京城聖彼得堡，他成了自由的囚徒，一副無形的鎖鏈戴在了他身上，一個本應屬於人民，屬於天空、大地和海洋的奔放不羈的天才詩人，擱淺在涅瓦河畔。是丹特士的醜惡告訴了他，他要衝出這個腐朽的、精製的包圍圈，回歸到自然和人民中間去，回歸到激情、自由、純潔的世界中去，重新拾回自信、嫉惡如仇的、生命如火的年月，寫詩和小說，而不是在沙皇的旨意下編寫《彼得曆史》，為皇帝們歌功頌德。
這真是一次覺醒。索洛古勃在回憶錄中寫在決鬥中的普希金：“他在丹特士的臉上尋找著死亡或是對整個上流社會的審判。”
這真是一次解脫。普希金的女婿馬夫利謝夫說：“他在以快樂的心態尋找死亡，否則他即使活著，也會痛苦。”
普希金的死震怒了全俄國，被稱為“俄羅斯詩歌的月亮”的萊蒙托夫寫出了一下子流傳全俄羅斯的《詩人之死》：“詩人死了！——光榮的俘虜——/倒下了，為流言蜚語所中傷，/低垂下他那高傲不屈的頭顱，/胸中帶著鉛彈和複仇的渴望！……/詩人的心靈再也不能夠容忍/那瑣細非禮的侮辱和欺壓了，/他挺身而起反抗人世的輿論，/依舊是匹馬單槍……被殺了！……”
可憐的萊蒙托夫因此詩獲罪，被流放到高加索，四年以後，萊蒙托夫也同樣在一場暗殺式的“決鬥”中被打死，年輕的、二十七歲的屍體在大雨中淋了幾個小時。正像他為普希金抱不平中的詩句：“在殘酷無情的手下喪失性命。”兩個偉大的詩人以同一種死亡謝別人世。
我要說，普希金的死決非別人造成，不是流言，不是丹特士，也不是沙皇，是他自己。他選擇的生活道路把他一步一步地誘上了絕路，逼上了絕路。他的死亡對中國的作家和詩人是有警醒意義的。
遠離精製的腐爛的生活吧，遠離名利場的陶醉吧，遠離恩賜吧。
“我的名聲將傳遍整個偉大的俄羅斯，
它現存的一切語言都會講著我的名字……”
當然，這已經實現了，不僅在俄羅斯，而且在全世界。但是，人們，你們必須保持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