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詩歌發展到南宋中後期，出現了號稱“永嘉四靈”的文學群體，稍後而起的是“江湖詩派”。這批詩人，與此前活躍在詩壇上的陸、範、尤、楊所謂“中興四大家”的詩風不同，更與北宋歐、蘇等士大夫詩人的社會地位迥異，後人對他們的整體評價不高，係統研究也遠遠不夠。然而，從四靈之初起到江湖詩派之終結，這批詩人活躍於南宋中後期有一百多年時間；參與其中之人數，據考證僅江湖詩派就有一百三十八人，是有宋一代人數最多的一個詩派，加上此前的四靈及十數追隨者應該有一百五六十之眾。僅此兩點，就值得今日的文學史家們給予足夠的關注了。
展現在讀者麵前的這部著作，就是陳書良先生對永嘉四靈和江湖詩派最富新意的研究成果。作者將此書命名為“江湖”，副標題為“南宋‘體製外’平民詩人研究”，僅從題目上，就可以看出作者的眼光獨特與命意不凡。原來，書良先生敏銳地發現了這批詩人的一大特征，與自屈原以來的陶謝、李杜、蘇黃等曆代被人們所稱道的著名詩人不同，他們都是一些夠不上士大夫品級的幕僚、庶民，甚至是商人、販夫、走卒之徒，是地地道道的平民詩人，或者說是宋代官僚製度下的“體製外”詩人。然而，正是這批詩人，“撐起了南宋中後期詩國的一片天宇”，形成了中國詩歌史上獨具特色的一個詩歌流派。這樣一個異類的群體，難道不會引起讀者的好奇探秘之心嗎？作者以“江湖”作為書名，本身就頗有些隱喻色彩。按作者所言，這裏的江湖，一是指永嘉四靈與江湖詩派這批出身於社會下層的平民詩人；二是指相對於“廟堂”和“朝廷”而言的荒遠之地。這足以激發讀者的想象：在那片煙雨迷茫的江湖之上，荒寒野嶺的茅屋之中，有一大批出身寒微、衣衫破敗、窮困潦倒、漂泊流浪的農夫、郎中，甚至是走卒、販客，他們正在用一支支彩筆，飽蘸著天地的蒼涼，將內心裏不盡的歌笑吟哭，書寫成一幅幅別具風采的風俗畫卷，吸引著我們前去觀賞。
永嘉四靈和江湖詩派這批詩人，沒有進入宋代的官僚體製之內。體製內的詩人，自然體會不到體製外詩人的處境，也很難體會到他們的心態。對於研究者而言，如果隻研究體製內的詩人，則遺漏了文學史上這一重要的文學群體；如果隻用體製內詩人的標準來評判體製外的詩人，自然也言而無當。書良先生此書，緊緊地抓住“體製外”這一點而展開，切入點一變，則全書之麵目立刻生新。作者首先以史家之眼光，分析這批體製外詩人的生存條件，偏安於一隅的南宋政治，士風的敗壞，重商之風的興盛，遊士幹謁的辛酸，等等，都是這批詩人得以產生的原因。書良先生認為，甚至連“四靈”之得名，也是在那個特殊的時代環境下的詩人自我炒作與自我組團，首先是得力於當時兩浙商風的強勁，然後才受益於永嘉派巨子葉適的揄揚。“江湖”詩派之得名，不僅由於書商陳起首刻《江湖集》，更由於他和他的兒子“巧為射利”，一而再、再而三地刊刻了二十多種不同版本的《江湖集》、《江湖小集》、《江湖前集》、《江湖後集》、《江湖續集》、《中興江湖集》等等。而刊刻這些詩集之所以能夠贏利，除了陳起善於進行商業宣傳、營銷得法之外，更重要的原因，自然是這些詩集背後有一個巨大的消費市場，有一大批喜歡和欣賞江湖詩人作品的群體。這說明，在南宋中後期特殊的曆史環境之下，中國古典詩歌的藝術審美風尚已經發生了很大的改變。這是江湖詩派“塵俗”特色得以形成的原因，也是受到當時社會歡迎之所在。從這一角度來講，“塵俗”不僅有其產生和存在的充分理由，而且自有其獨特的審美價值，“江湖詩人的‘塵俗’以其特有的感染力，使人耳目一新，逼人仔細品味俗文化的滋味，讓人在那底層世界，得到另一種美的享受。”作者就是這樣以一個獨特的視角，層層剝筍般地剖析了四靈與江湖詩派，從而讓讀者對這批詩人有了一個新的評價和認知。
書良先生有深厚的學術功底，論從史出，言必有據，頗有乾嘉之風。他沉潛於此項研究多年，挖掘和梳理了很多不易得見的材料，從而顯示了此書在學術上的厚重。全書語言精煉、文筆優雅而又不乏深度。每章以詩偈作結，明顯受到了陳寅恪《柳如是傳》之影響。其詩偈用集句形式，又可見其讀書之廣，詩學修養之深。
我與書良先生多年前結識於中國屈原學會，聲氣相投，可謂一見如故。後一起參加某些高校的研究生學位答辯，中國詩歌研究中心前年還敦請他進京錄製吟誦，讓大家得以領略長沙“讀書腔”吟誦詩文的獨特韻味。書良先生出身江南讀書世家，其外祖父劉永湘先生在上個世紀四十年代即為湖南大學知名教授，伯外祖劉永濟先生更是名滿天下的大學者，表兄陳貽焮先生也為古代文學研究界所推重。書良先生幼侍永湘公讀書，長成承家學，天性勤奮，卓然成家。每讀其書，如親聆錦心繡口之論，親沐儒雅君子之風。一月之前，書良先生將書稿擲下，囑予作序，敢不承命。一來略述我先睹之幸，二來向書良先生此書之出版表示祝賀。
2013年3月20日於北京常青園寓所
趙敏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