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所要研究的是八百年前生活在煙水江南的一群中下層社會的知識分子。
他們生活的時間段是南宋中後期，亦即十二、十三世紀之間的約一百年間。
在他們之前，中國的詩人文化其實是一種“官僚文化”。屈原當過左徒，詩名前有“三閭大夫”的官家標記。其後漢代傳名詩人李陵、蘇武都是大官。魏晉時一流的詩人“建安七子”都是官吏，首領人物三曹父子更是以九五之尊擅吟詠之雅。稍後有“竹林七賢”，“嵇中散”（嵇康）、“阮步兵”（阮籍）等全部都是簪纓之族。兩晉以“衣冠”標榜，一流詩人中隻有左思、陶淵明官運最不濟，左為秘書郎，陶隻擔任過彭澤令。唐代的一流詩人大都是官場人物，“王右丞”（王維）、“李供奉”（李白）、“杜工部”（杜甫）、“高常侍”（高適）、“岑嘉州”（岑參）、“柳柳州”（柳宗元）都是以官位或任職地留名。此外，韓愈做過侍郎，白居易官至尚書，杜牧做過刺史，元稹更是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隻有李賀，隻任過奉禮郎，二十七歲就去世了。李商隱素稱潦倒，隻做過縣尉、判官一類從吏。北宋時期歐陽修、王安石、蘇軾都是大官，“蘇門四學士”也都做過郎官、編修一類清職。北宋南宋之交，範成大、尤袤、楊萬裏、陸遊所謂“南宋四大家”都擔任過中央或地方的中級官吏。以上當然可以稱之為官僚文化或“體製內”詩人。而本書所要研究的南宋詩人都是幕僚、庶民甚至商人、販夫走卒，其中有些人連士大夫都夠不上，饑寒常伴，甚至死後殯葬難措，國家大事當然更不予與聞，似乎可以稱之為平民文化或“體製外”詩人。而就是他們，撐起了南宋中後期詩國的一片天宇。
他們是永嘉四靈以及稍後的江湖詩派。一個文學群體（永嘉四靈）緊接著一個文學流派（江湖詩派），首尾相接，藝術淵源一致，社會地位相當。他們就是本書的主角——江湖。南宋中後期詩國是他們的天下。
好大的一片江湖！
本書名曰“江湖”，厥義有二焉。其一當然是概所論主角永嘉四靈以及江湖詩派而言之。其二則相對於“廟堂”、“朝廷”而言。如北宋範仲淹《嶽陽樓記》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後句中的“江湖”即指遠貶在外或歸隱於野。又如黃庭堅《寄黃幾複》名聯：“桃李春風一杯酒，江湖煙雨十年燈。”下句中的“江湖”顯然指遠離朝廷，在四方各地漂泊流浪。由此看來江湖謫宦、江湖遊士、江湖詩客、江湖藝人、江湖郎中、江湖豪俠……應當說指的都是遊離於各自體製以外的少數個體。但到南宋時義偏文學，陡然隊伍增大，蔚然成風，並且結社結盟，江湖詩人形成一個龐大的隊伍正式登上詩壇，卻因其特殊的社會條件和種種曆史緣由使然。
江湖之興也，大約從宋寧宗嘉定二年（1209）起始，是年陸遊卒，代表南宋詩歌創作最高成就的“南宋四大家”或“中興四大家”都已去世；而這時徐照、徐璣、翁卷、趙師秀等四個流連在永嘉的秀山麗水間的朋友迭相唱和，經大儒葉適揄揚而大放異彩。四靈凋落後，體製以外的平民詩人反而愈來愈多，中經理宗寶慶初（1225）江湖詩禍，被卷入政治漩渦，以江湖而波撼廟堂，引起朝野各階層人士的關注和震驚；一直活動到宋端宗景炎元年（1276）。是年蒙元鐵蹄攻入臨安，南宋王朝名存實亡，詩風才又開始發生較大變化。
我以為，無論永嘉四靈抑或江湖詩派，當時的國家所給予這些體製以外的平民詩人的是一種生殺予奪的重壓，這些詩人們的心靈創傷不僅來自於生活貧困所受到的世人的白眼，而更主要的是來自於這一時期和社會的令人窒息的壓力。在這樣的困境、窘態之下，他們歌哭吟笑，日益壯大詩友隊伍，直至籠罩整個南宋中後期詩壇，這在中國古代文學史上應該是獨一無二的。同時，大量體製以外的平民詩人的出現和活躍，增加了文人與底層社會、商業意識、市民文化接觸的機會，詩人從中吸取了新的審美趣味和表現手法，創作中多用俗字、俗句、俗韻、俗典、俗意，從而體現了文學思想演變過程中迅速崛起的世俗化、通俗化傾向，它說明了一個即將出現的潮流——市民文學很快就要到來了。
幾十年來，我都在從事古代人物及作品的研究。林語堂先生在其傑作《蘇東坡傳》中說過一句很深刻的話：“認不認識一個人不在於和他同一年代，這是共鳴了解的問題。畢竟我們隻認識自己真正了解的人，而且隻對自己真正喜歡的人才能充分了解。”（《蘇東坡傳》第一章）對此，我是深為折服的。因為比較起周圍那些用虛偽和謊言層層包裹的人，古人還好理解得多。有正史、有筆記野史，更重要的是有他們所寫的詩文可供揣摩研讀。日子長了，就像和他們朝夕晤對一樣。就這樣，近幾年的花朝月夕風雪雨霜我都是和永嘉四靈以及江湖詩人們一起度過的。
“永嘉四靈”是徐照、徐璣、翁卷、趙師秀這四位詩人的合稱。徐照字道暉，一字靈暉，自號山民；徐璣字文淵，一字致中，號靈淵；翁卷字續古，又字靈舒；趙師秀字紫芝，號天樂，又號靈秀。四人字號中都有一個“靈”字，他們又都是永嘉（今浙江溫州）人，所以得名。四靈反對江西詩派的“資書以為詩”，造成了“厭傍江西籬落”的風氣。同時代人趙汝回在《瓜廬詩序》中強調“水心先生（葉適）既嘖嘖歎賞之，於是四靈天下莫不聞”。可見四靈在當時聲威之顯赫。然而奇怪的是，隨著南宋殘夢的結束，四靈卻成了曆代鞭撻的對象，諸如“間架太狹，學問太淺”之類的指摘不絕於耳。甚至還有現代學者刻薄地譏其為杜甫筆下的“白小群分命，天然二寸魚”，細小微末，合起來才湊得成一條性命。（見錢鍾書《宋詩選注》）真可謂“輕薄為文哂未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