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於綿延於南宋中後期的江湖詩派，則是一個以劉克莊為領袖、以杭州書商陳起為聲氣聯絡、以當時的江湖遊士為主體的龐大的詩人群體。
江湖派有代表性的詩人是劉過、敖陶孫、薑夔、戴複古、高翥、劉克莊、葉紹翁、利登、樂雷發、黃文雷等。據考證，隸屬江湖詩派的詩人有一百三十八人之多，是有宋一代參與人數最多的一個詩歌流派，就連聲威顯赫的江西詩派都難望其項背。（見附錄）然而奇怪的是，千年來沒有哪一個宋代的詩派，像江湖詩派一樣受到的差不多都是冷嘲熱罵，幾乎沒有稱許和讚揚。尤為奇怪者，對於江湖派單個的代表詩人如劉克莊、劉過、薑夔、敖陶孫、戴複古、葉紹翁、樂雷發、黃文雷等，曆代評論家都不吝“跌宕縱橫”、“才氣豪放”、“風骨頗遒”、“雄渾”等讚許，如：
南宋人詩，放翁、誠齋、後村三家相當。（清·葉矯然《龍性堂詩話》續集）
石屏心思力量，皆非晚宋人所有，以其壽長入晚宋，屈為晚宋之冠。（陳衍《宋詩精華錄》卷四）
餘於南渡後詩，自陸放翁之外，最喜薑夔堯章。（王士禛《香祖筆記》卷九）
（樂雷發詩）雄深老健，突兀自放，南渡後詩家罕此標格。（曹庭棟《宋百家詩存》卷十八）但是一提到江湖詩派，卻眾口一詞曰：“詩格卑靡。”這方麵的批評以宋末元初的方回尤為嚴厲苛刻：
近世詩學許渾、姚合，雖不讀書之人，皆能為五七言。無風雲月露煙霞、花柳鬆竹、鶯燕鷗鷺、琴棋書畫、鼓笛舟車、酒徒劍客、漁翁樵叟、僧寺道觀、歌樓舞榭，則不能成詩。而務諛大官，互稱道號，以詩為幹謁乞覓之資。敗軍之將、亡國之相，尊美之如太公望、郭汾陽，刊梓流行，醜狀莫掩。嗚呼，江湖之弊，一至於此！（《送胡植芸北行序》）
竊以為方回是失之偏頗的，治文學史應該明辨“時運交移”與“質文代變”的關係。《文心雕龍·時序》雲：“歌謠文理，與世推移，風動於上而波震於下者也。”又說：“文變染乎世情，興廢係乎時序，原始以要終，雖百世可知也。”時代的推遷、政治的嬗變，必將影響作家的情感與文學的盛衰。反過來說，審視傳統文化的標準應當依時而異，尊重曆史。清代學者翁方綱《石洲詩話》卷四雲：“當時書坊陳起刻《江湖小集》，自是南渡詩人一段結構，正何必定求如東都大篇，反致力不逮耶？”倒是較為客觀而深刻，發人深省。
黃山穀詩雲：“古人冷淡今人笑，湖水年年到舊痕。”（《徐孺子祠堂》）三十多年前，我負笈武昌時，導師吳林伯教授常對我說：“曆史老人是不會和世人去爭論誰對誰錯的，他隻是靜靜地待一旁等待，等待著今天的現實變為曆史。”我覺得吳先生的話實在是山穀詩句的最好詮釋。我案頭案腳摞積的那些永嘉四靈與江湖詩人詩集、筆記，靜靜地待在那裏，從某種意義說來，算不算是在“等待”呢？對古人古籍，信矣當慎乎其言也！
20世紀80年代以來，研究宋詩者日眾，對四靈、江湖這些平民詩人的評價也越來越接近客觀。其中如張宏生先生之考證詩禍，呂肖奐先生之辨析體派，皆能義理兼賅，新見迭出，成一家之言。《文心雕龍·序誌》雲：“有同乎舊談者，非雷同也，勢自不可異也。有異乎前論者，非苛異也，理自不可同也。”近年來我遍閱南宋諸小集，上溯“江西”詩文，旁窺宋代經濟思想史，仰屋而思，時獲新悟，本彥和異同之論，不得不發，“豈好辯哉，不得已也”。鄙意以為南宋“體製外”平民詩人的研究價值犖犖大者有以下兩端。
其一曰體現了特定的時代風貌。清代詩人蔣士銓雲：“宋人生唐後，開辟真難為。”（《忠雅堂詩集》卷十三《辨詩》）這當然是一句大實話，唐詩如同一座巍巍高山，任何山峰、樹木想要走出它的陰影都洵非易事。後人怎麼辦呢？隻有求變一途。《文心雕龍·通變》雲：“文律運周，日新其業。變則其久，通則不乏。”蕭子顯《南齊書·文學傳論》就說過：“若無新變，不能代雄。”意思是說，如果不求新、不求變，就不能開一代文風。“江西”之於唐詩，“四靈”之於“江西”，江湖之於“江西”、“四靈”，演繹的精神都是新變。天意高難問，人間要好詩！由此看來，當楊萬裏、陸遊等大師紛紛謝世以後，在東南半壁的殘山剩水中，永嘉四靈與江湖詩人留下了慷慨的別調和淒涼的餘韻，他們是籠罩南宋中後期詩壇的主要力量，承擔了反映南宋中後期政治社會生活的曆史責任。所以元劉塤說：“（永嘉四靈）貴精不求多，得意不戀事，可豔可淡，可巧可拙，眾複趨之。”（《隱居通議·劉五淵評論》）清紀昀說：“（江湖詩派）流波推蕩，唱和相仍，終南宋之世，不出此派。”（《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梅屋集提要》）
不讀四靈、江湖，就不能了解中後期南宋！
其二曰是文化活動與商業運作互動的典型史例。四靈、江湖這些平民詩人作為那個特定時代的產物，作為那個特定群體的心靈活動，它與南宋中後期抬頭的儒商思潮互為表裏，商業運作是其賴以對抗官僚體製，使其產生、發展的重要的原動力。這在整個中國文化史上，都是極為罕見的典型史例，堪稱“前無古人，後乏來者”。正是基於這種認識，竊以為這些平民詩人們的種種偏見畸行應該有另一種評價標準，四靈、江湖應該有其特殊的認識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