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姐姐從父母的出生地和名字中各取出一個字，組合成“景靜”和“寧瀛”，作為我倆的筆名，通信和寫詩互贈，就用筆名落款。我內心裏還有別樣的興奮，童年時我隨父母直呼姐姐其名，被母親多次糾正。這下好了，我可以理所當然地稱呼姐姐為“景靜”，和她平起平坐了。
從前可不是這樣。我正在為從幼兒園晉升到小學而興高采烈時，卻發現姐姐已經趾高氣揚地敲上隊鼓了。其實我也就晚她出生三年，加上姐姐早一年上學，小學時我倆相差四年。可這四年卻讓我足足地矮她一大截，總在後麵追著跑。但這四年也讓我嚐足了甜頭。同齡人還在看連環畫小人書，我已經看小說了；此外，我用“九宮格”學毛筆字、學著吹口琴、毛筆字練“柳”體等等，都比同伴們超前。這些少年時的奮進都是源於追趕姐姐、模仿姐姐。
然而特殊的年代加快了縮短我倆之間差距的速度。
20世紀70年代前後，我趕上了縮短教育的頭班車，不到十年工夫，就拿到了摻和著水分的高中文憑。高中時我隻比姐姐晚了一屆。高中畢業我倆先後插隊，姐姐先一步回城當了工人。恢複高考，我倆齊頭並進，一同考上大學，成了同屆校友。
20世紀80年代，我倆相隔四天結婚，後來又前後腳到了美國。
20世紀90年代初，我倆讀完書，各自開始在美國的職業生涯，並先後晉升為三個孩子的母親。
如今，她仍然做衛星研究，我仍然做工程設計。
用“景靜”和“寧瀛”互稱的興奮，已是三十多年前的往事。然而從那時起，我倆真正開始了人生的體驗。從插隊農村見識中國農村社會，到一夜之間金榜題名，頭戴七七級光環；從再次“洋插隊”的磨煉，到如今在美國文化中的自如自在；從懵懵懂懂的少女成為三個孩子的母親，經曆了十月懷胎的喜樂，也飽嚐了失去父母的哀痛。三十餘年中的跌宕起伏，真“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
責任和奮進耗去了我們太多的時間和精力。但是，夜深人靜，當我脫去全職女性的行頭，卸下為人妻人母的盔甲，放鬆疲憊的身軀之後，在心靈深處，仍然有一個不能讓我遺忘的角落。在那屬於自己的角落裏，藏著我和姐姐年輕時的夢想。
李玫
2008年3月30日寫於寧瀛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