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節回國期間，約了幾個當年的好朋友，回當年插隊當農民的地方看了看。
我是在太原近郊插隊的，在那個農村的土炕上睡了兩年零五個月的覺，那是近三十年前的事了。人在有些年紀的時候難免懷舊，就很想知道這二十多年中那塊土地有些什麼變化。
插隊的村莊在汾河邊，距離太原市中心大約有二十多公裏的路程。有時我們會騎車往家跑，大膽的男生懶得費力，就用一隻手扶車把，另一隻手拉住拖拉機的後車廂板，任由同行的拖拉機拉著跑。我們女生沒那膽量，老老實實騎著車，不到一小時也就到家了。
這次重訪故地我們沒有騎車，連司機一行八人開兩輛車，沿著新修的晉祠公路開，不久就轉入土路。這條土路是我們當年去晉祠的路。晉祠是在距我們村西麵五公裏地的一片建於春秋戰國時期的古建築園林，祠內有周柏隋槐等參天古木，有晶瑩透明的難老泉水，有百餘座建築華美的殿堂樓閣，祠外有大麵積的湖水和鬱鬱蔥蔥的花草樹木。祠的北麵曾經有座橋，春秋末的四大刺客之一豫讓就是躲在那座橋下企圖刺殺趙襄子的。經過兩千多年的變遷，橋早已蕩然無存，隻剩下一個叫“赤橋”的村莊。那時候，一幫插隊生幹農活幹得不耐煩時，就沿著這條路走到晉祠公園去玩兒一天，看看景，劃劃船，找間餐館打打牙祭。開始時，有些城裏人的趾高氣揚和年輕人的滿不在乎，出來進去都大搖大擺的。時間久了，出村進村路過農田時，受不住老鄉們的指指點點，便像賊一樣趁著吃飯的空當溜進溜出。
那天經過村西那片田地時是上午九點多，空蕩蕩的土地上沒有一個人，這在二十多年前真少見。入冬到早春這段沒有農活可幹的日子裏，也會有大隊人馬在這塊或那塊田裏幹一些平整土地的活。所謂平整土地，就是把土從一塊田搬到另一塊田裏。記得我還寫過兩首打油詩，描寫這徒勞無益的勞動，時間太久，忘掉詩句了。問村裏老鄉，人都哪裏去了？老鄉說，打麻將。農民也總算有休閑的日子了。
村西的田是我們最初插隊幹活的地方。那時正值秋收季節，隊裏安排插隊生一起幹活。初來乍到，也幹不了什麼，就派我們去檢秋。記得那片田裏蛇特別多，恰好我又特別怕蛇，成了同學們取笑的對象。我心地要強，不肯如此被人取笑，便壯了膽子，顫著心去盯著那醜陋的東西看。不知是同學們的厭倦還是我的勇敢，從此再沒有人同我開那樣的玩笑。連蛇也躲著我，以後除了在動物園，我再也沒有見過那麼多的蛇。
村西北角上有一座廟和一個戲台，戲台南麵的一排房是大隊部、會計室和會議室。如今一溜房子空在那裏，隊部前那個曾經崴過我的腳腕令我半個月無法行走的籃球場也空在那裏，像是自從我們走後再沒人用過的樣子。戲台上堆滿了雜物，問過，說是還在用。當年我們四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輕人，居然想得出用口琴為我的學生表演伴奏，參加全公社會演。不過膽子還是小了點，隻敢躲在後台對著麥克風使勁吹，前台助興的同學說，聽起來像架破損了的手風琴。
廟裏的東廂房是我們存放糧食的地方，裏邊還存放過許多我們從地裏偷來的西瓜和西紅柿。那時不知是怎麼想的，去地裏偷摘瓜果，自認為是理所當然。饞了，就叫幾個人一起去地裏掰幾個玉米棒，挖幾個紅薯，回來弄熟了吃。再不然，打著手電筒去偷西紅柿，偷回一大堆綠得不能再綠的生柿，吃不能吃，丟不能丟。老鄉們對我們的明偷行為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極其寬容。有一次，隊裏來了個劇團，演出結束後，要招待演員，隊長和支書徑直走進我們的糧庫，把我們深藏在糧食底下的西瓜一個一個掏出來切開吃了，就像是他們親手埋在那裏的一樣。我們也一起吃，隊長和支書沒有一句責難，我們也沒有一點內疚，吃得很高興。
如今那廟裏的東西廂房都已被拆掉了，正殿裏供著幾個據說是河神的泥胎。新的西廂房是現在的村公所，門鎖著。我們找到一個年輕姑娘，她太年輕了，大概從未聽說過她所生長的村莊裏還曾有過二十幾個城裏來的年輕人。但她掌管著廣播室的鑰匙。我們請她用廣播幫忙找幾個人，七嘴八舌地從記憶深處掏出幾個名字給她，居然還叫來兩個。
在老鄉的陪伴下，我們在村裏漫步，尋找我們的灶房、昔日住過的房子和曾經活動過的場所。
灶房不知哪年就已經倒塌了，有用的磚頭瓦塊都已被揀走，隻剩下一堆廢土。同行的人中有一位是當年的火頭軍，他在那堆廢墟前默默地站了兩分鍾，那裏曾是他居住和工作的地方，也是我們全體插隊生聚會的地方。每天下工回來，到這裏打點熱水洗洗臉，再打壺開水回去喝。吃罷飯，大家在這裏聊天、打牌、開會、消磨時光。這裏也曾是我生平第一次做飯的地方。有段時間我們輪流幫廚，第一次輪到我的那天晚飯是吃麵條，我不會擀麵，硬是把中間擀出個大窟窿，那是件很丟麵子的事，從此我有了要好好學做飯的心。如今我能瀟灑地整出一桌像模像樣的菜待客，追根究底，還得將功記在那次幫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