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光下的旅行者
2013 年4 月8 日，劉葦遠行。這本書是他留給我們最後的禮物。
朋友們察覺他的身體狀況異常有段時間了，一直催他入院檢查，等他終於答應的時候，大家都鬆了口氣。我問他為什麼拖那麼久，他笑著說：“總要容我安排一下。”
他的安排是這樣的：他在某家雜誌社開有專欄，“他們對我很好的，”他把覺得合適的稿子一並給了專欄的編輯，“用，不用，怎麼用，都行。”他有本待出版的書，在某出版社已經放了一年了，編輯為書名的事反複折騰了好幾次，最後他寫下兩個備用方案，發給那位編輯，“你們選吧，我不管了。”十七年來的每個周末他都在電台《相伴到黎明·子夜書社》節目中做嘉賓，他找到我，含蓄地告假：“節目，你不妨換個方式做做看，也許能走出一條新的路。”最後，是他平時寫下的隨筆和評論，他托付給了一位朋友，也就是我們即將看到的這本書。安排好這一切，他帶上iPod，這裏麵有他熱愛的古典音樂，帶上簡單的衣物，去了醫院。一個月，短短一個月之後，他永遠地離開了我們。
專欄、節目、書、音樂和寫作，這就是我所知道的，劉葦的生活。早年他的生活可能並不是這樣，我猜他也一定在哪裏上過班，但我從來沒有問過，他也從來沒有說過。十七年裏，為了節目，我們至少每周得見上兩三次，這還不算那些聚餐和出遊。見了麵，我們總有說不完的話，關於最近看的書、電影，關於作品的解讀，關於世間百態，以及對人生的認識、思考……和這些相比，“上班”太無趣了吧，所以我們從來沒顧上說起——隻有一次，他告訴我，他剛在某處幹了一個月，卻決定不幹了。那家公司在市中心租了一幢老式別墅，房子很漂亮，還有個小小的院落。劉葦說，“在那種地方，就應該喝喝茶，看看書，享受黃昏。”於是，當他把手頭的事幹完，便當真在窗邊的沙發上坐下，燃起煙鬥，翻開了書。這樣的人，老板當然看不慣啦。而他，一點兒也不想勉強別人接受他，“我們去喝咖啡吧，我知道一個好地方”，雖然在說自己失業的經曆，他卻依然興致高高，像是要為恢複自由身而慶祝一番。
那天，我去參加上海媒體聯盟的會議，新聞出版局的闞寧輝副局長一見我就說：“我聽說劉葦的事了，很難過，上個月我們還一起吃飯，真想不到。”闞局不知道，那時的我怕自己控製不好情緒，根本不敢跟人談論關於劉的話題，隻能點點頭，什麼都說不出來，何況那天的會議，我本該和劉一起去的。我暗自神傷，隻聽一個聲音在說：“我見到你們領導，說起劉葦，才知道，原來他不是你們電台的人。”另一個聲音回答：“不是不是，他完全是民間的，自學成才的……”
劉有許多朋友，每個朋友心目中的劉卻不盡相同。若問我，我與其說他是來自民間的猶不確切，不如說他是上海的，是上海特有的一種存在。他為人謙和、熱心，從不給人添麻煩，有鋒芒，卻很少外露。相處久了，他會對我說起他認識的人。有的人他隻見了一麵就印象不佳，於是立刻敬而遠之。這種人通常在談話中隻出現一次，即使以後再見到，再打交道，他也不樂意再評價了。有些人卻會跟他一見如故，彼此交流很多有趣的話題。有時他會把話題帶回來，與我們分享。有的人，曾經時常說起，一段時間之後卻不出現了，我覺得奇怪，問他，他通常隻淡淡說一句：“這個人，不大懂的。”我明白，準是那個人什麼地方讓他失望了，但是習慣性的，他不願說別人的壞話。正因為如此，幾乎所有的人都不僅把他視為朋友，還覺得自己對他而言也一定是重要而可貴的。“那怎麼辦，難道要我去告訴他？”我答不上來，隻能與他相視苦笑。
苦笑，是的，即使遇到了天大的煩難，他也往往隻是苦笑一下。我們一位年輕的朋友去世的時候就是這樣。那位朋友幾年前來上海讀書，後來留校當了老師。她在求學期間認識了劉葦，後來劉還把她介紹給了翻譯家馬振騁老師，大家經常在馬老師家聚會，喝茶，聊天。朋友去世的噩耗傳來，所有人都很震驚。最讓我們吃驚的是，不知怎麼的，那位朋友的後事竟落到了劉的肩上。那可是千頭萬緒的事啊，要注銷一個人的存在。劉也不知道該怎麼辦。看他為難的樣子，我真想對他說，“推了吧，那並不是你的責任”。他隻苦笑了一下：“你想的，我都想過了。可是怎麼辦呢，她的父親到底不年輕了，還得立刻趕回去照顧她母親，這裏需要有個人與各方協調。得跑派出所，和單位聯係、安排葬禮，過後還要去選墓地。馬老師很熱心，但是年紀大了，總不能讓他來操持。所以隻有我了。我也知道要是管了這些事，可能會產生誤會，會有人議論，但事情總要辦，總得有個人來張羅，好歹大家相識一場，我不可以推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