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國湧
尊嚴從來都不是一個虛無縹緲的詞，它和吃喝拉撒睡等直接關乎人類生存的詞一樣，也是我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或者可以說，尊嚴是我們的生命之鹽。
記得不久前，有新聞周刊在討論什麼“國家尊嚴”、“大國尊嚴”，對此，我不以為然，在我看來，尊嚴首先是個體生命的事，如果千千萬萬個體缺乏應有的尊嚴，又哪裏還談得上什麼國家尊嚴呢？尊嚴源於個人，也最終歸結於個人，隻有具體的、活的、有生命的個人才會把尊嚴放在第一位，尊嚴體現在日常的社會共同體生活中，體現在每個人和外部世界的關係中，尊嚴總是和自由、自尊、自立等連接在一起，不可分割的。當然，尊嚴不是天上掉下來的，它也是在長期的人類生活中逐漸發展過來，一步步處於變化之中的一個概念。古代背景下的尊嚴和近代以來的尊嚴，便有著許多不同的內涵。梁啟超在戊戌變法失敗後流亡異國超過十五年，歸國之初，他曾感慨地說：在這十五年中，中國的變化從物質到精神，都遠遠超過了以往的一百五十年。其實，一部中國史從秦漢到清末，兩千年隻是“立於不進不退之域”，直到戊戌以後的十五年，才由靜而動，跌宕起伏，從古代邁入近代，十五年的變化之大又何止是超過一百五十年。
以新生的近代知識分子為例，在他們身上，尊嚴獲得了全新的內涵，無論是對內還是對外，他們都不再匍匐在君主、強權和一切外在威武腳下，超越了孟子確立的“大丈夫”坐標，也超越了綱常體用之下的依附關係，完全確立了以獨立人格為基礎的自我價值。
1928年冬天，一身戎裝的蔣介石，挾北伐餘威，大江南北，無不望風而拜，讓他嚐到至高權力的滋味，沒想到安徽大學主持校務的劉文典教授，竟然沒把他放在眼裏，當麵頂撞他。蔣指斥劉縱容學生“是為安徽教育界之大恥”，要從嚴法辦。劉回敬“你就是新軍閥”。惱怒之下，蔣下令將劉文典關起來。在蔡元培、胡適、蔣夢麟等人的奔走呼籲下，劉文典被關押了七天後獲釋。病中的老師章太炎聽說此事，想起三國時代禰衡擊鼓罵曹操的典故，大為振奮，抱病提筆，寫了一副對聯送給這位當年的學生：
“養生未羨嵇中散，疾惡真推禰正平。”
劉文典雖然被迫離開了自己創立的安徽大學，但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請他擔任國文係主任。值得留意的是蔣和國民黨當局都沒有幹預，劉一直在名牌大學做教授，講《莊子》，一樣頭角崢嶸，桀驁不馴。
劉文典不是一個孤立的例子。抗戰期間，身為西南聯大政治學教授的張奚若被聘為國民參政員。有一次開會，他當著蔣介石的麵發言批評國民黨的腐敗和獨裁，蔣粗暴地打斷他的發言，插話說：“歡迎提意見，但別太刻薄！”他在一怒之下，拂袖而去，從此不再出席參政會。等到下一次參政會開會，寄來路費和通知，他當即回電一封：“無政可參，路費退回。”抗戰勝利後，大約1946年初，他應學生邀請，在西南聯大圖書館前的草坪上做了一次大為轟動的講演，聽眾達六七千人，他在正式講演前大聲說：“假如我有機會看到蔣先生，我一定對他說，請他下野。這是客氣話。說得不客氣點，便是請他滾蛋！”盡管蔣並沒有因此為難他，但他要公開說出這些話無疑還是需要勇氣的。這畢竟是冒著風險的，沒有擔當也就沒有尊嚴可言，在這一意義上說，真正的尊嚴一定來之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