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史以來，人類就在和饑餓、疾病和貧窮作鬥爭。一部人類社會的發展曆史，是人類創造財富的曆史，也是人類和貧窮相抗爭的曆史。某種意義上說，是人類的貧窮史。人類經曆了多少艱險，忍受了多少苦難，我們可以從史籍的字裏行間讀出一星半點，可以從文物等古遺存中感悟出些許，可以從現存的一些土著人部落得到比較形象，但不很逼真的複製、印證與對比，我們隻能了解皮毛，難以進入古人的內心，更難完整無誤地破譯出他們的人生體驗和人格精神。可以肯定的是，人類的頭頂上，確實始終籠罩著貧窮的陰雲。
中國有史以來的五千年，大部分時間處於戰爭、災荒、饑饉、變亂之中，一個“窮”字，如影隨形，伴隨始終。即便在所謂的“文景之治”“貞觀之治”“康乾盛世”等等的盛世治世，民間的貧窮也是存在的，而且程度不會太輕。對於中國人的狀況，“國父”孫中山先生說過，中國沒有貧富之別，隻有大貧與小貧之分。如果不要過分強調階級觀點，那麼孫先生的話還是極有道理的，是可以被認同的。
中國人的貧窮，有物質方麵的，也有精神方麵的。從現實看，竊以為以精神方麵為主，為強，為重。
現在的中國人，或者說部分的中國人，其精神的貧窮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麵。
其一，全盤否定與全盤繼承的雙重尷尬。激進的人們，想盡快改變中國貧窮落後麵貌的人們，從文化的角度清算曆史、尋找突破方向的人們，對中國的傳統文化持一棍子打翻、全盤否定之態度。他們以為，中國之所以落到這步田地，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中國有太古老的曆史，太沉重的文化重負。秦磚漢瓦、萬裏長城、孔孟之道、四書五經、詩詞歌賦、思維方式、行為方式等等等等，均不足道，不足法，不可取，均在需要進行批判和清算之列。這種思潮，近代以來日漸濃鬱，並且有過幾次高潮。毛澤東在延安批評過的“言必稱希臘”現象，即是這部分人心態的另一種表現形式。在全盤否定者中，以接觸西方文化較多的青年人為多，一些所謂的文化巨匠、文化旗手，或多或少也曾有過這種意識，或者說思想。說一句大膽的實話，魯迅先生也或多或少有過這種情緒。現時的中國人，雖然口頭上並不一定全盤否定什麼，但從思想到行動均拒絕傳統文化，這實際上是更徹底的否定。現在的人們，對中國燦爛輝煌的文明和文化了解多少？雖然有《四庫全書》在，但那差不多已經成了民族的擺設。現時的中國人錢是比以前多了，但精神上、文化上卻表現出捉襟見肘的態勢。很多的中國人如今沒有信仰，沒有信念，混沌麻木，不明何來，不知何往。這是非常要命的。這是尷尬的一個方麵。
尷尬的另一個方麵，是全盤肯定與全盤繼承。這部分人也為數不少，在他們心目中，隻要是中國的，就是好的，而且越是古代的越好，越是古人的越好。他們走向了另一個極端。這部分人可以稱之為國粹派。近代以來，國粹派一直被視為正統派，占據文化的主導地位。從方法論的角度看，國粹派比較“左”，反對向西方學習，反對開眼看世界，無視或輕視以至仇視西方的一切思想、意識，即所有的西方精神文明和製度文明。他們以為，西方的東西永遠屬於“奇技淫巧”之列，永遠會“壞我民心”。與西方人打交道，是與狼共舞，與虎為伍，有隨時被吃掉的危險。他們在不斷重複“狼來了”的故事。雖然現在改革開放了，但“西化”的帽子和棍子總在人們頭上飛舞盤旋，讓人總有一種後顧之憂，脊梁上有一種涼颼颼的感覺。但不幸的是，有很多的問題，國粹派運用國學也解決不了。拒絕西方文化、西方文明，又找不出其他出路，情形也是頗為狼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