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可能成為貪官？這個問題很表象，也很深奧；很簡單，也很複雜；很生活，也很哲學。
誰可能成為貪官？在一批批的人們被紀律警示、法律製裁後的今天，在懲治腐敗雖有成效，但不明顯的今天；在老百姓對為官者日趨不信任、不滿意，為官為吏者對自己的前途對自己能否很好地進行自律，對仕途是否順達、人生是否順利感到茫然的今天，探討這一問題就顯得非常必要和重要。
誰可能成為貪官？讓我們先看看曆史上的貪官及其貪跡。和珅可以算得上是中國封建社會貪汙、賄賂，最終得以專權弄權的集大成者，是貪官的典型。和珅的家產有多少？不用細究，“富可敵國”可以基本概括，所謂“和珅跌倒，嘉慶吃飽”的民謠，是極為逼真、形象和傳神的。和珅是怎樣成為貪官的，許多的曆史書籍作過或理性、或形象、或深刻、或淺顯的描述和剖析。最近播出的四十集電視連續劇《宰相劉羅鍋》，對和珅的形象進行了成功的塑造，對和珅如何貪婪和如何致貪進行了細致的掃描和解析，為我們提供了一部生動的曆史教材，讓我們從中能夠感受很多，領悟很多。和珅的貪而大貪，是封建社會的必然現象，是製度問題。從這個意義上說，貪官和珅是時代的產物。
是什麼樣的製度使和珅成為貪官的呢？隻說“封建”二字似乎過於簡單和抽象。如果說得具體一點，準確點，則可以表述為：是監督、製約、製衡機製嚴重殘缺和畸形的製度，是皇帝、皇族、皇親國戚、朝廷重臣、統治集團自我放縱、相互放縱的製度，是同僚、部屬、臣民百姓軟弱、忍讓、逆來順受的製度，是政治上嚴重幼稚、不成熟的製度。在這樣的製度下，存在和珅這樣的人，這樣的事，是不足為奇的；不存在呢，反倒很不正常。這是曆史發展的不可置辯的鐵的邏輯。
貪官各邦各國、曆朝曆代均有，不獨中國，也不獨大清帝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即出了劉青山和張子善。接著呢，又出了大大小小的無以計數的各色各類的貪官。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麵均有突飛猛進的發展，這是令人欣慰和驚喜的一個方麵。令人震驚和不滿的是，社會風氣也發生了負麵的變化。提起貪官，人們已習以為常，覺得他們就像樹上的烏鴉、牆頭的麻雀，太多太多，毫無辦法。這裏麵個兒最大、最引入注目的，要數北京的陳希同和王寶森，這兩位貪大人與大清帝國的和大人比起來，大概也遜色不到哪兒去。他們雖然還談不上富可敵國，可也把中國人民的銀子折騰掉了不老少。這些錢，相當於一個小省公職人員一年的全部開支，這大約不成任何問題。
陳希同與王寶森們是怎麼出現的？說得籠統一些，其原因與產生和珅現象的原因大體相仿。再認真一點分析的話，其原因主要的還是製度的紕漏，即監督、製約與製衡機製的嚴重缺失。隻要大小是個官，就有相應的不受製約的權力，就可以恣意揮霍，隨意撈取不義之財，隨意用公民的血汗換取自己所需的美食、美色、美窩、美車，隨意用國庫的銀子換取他們夢寐以求的更大號的帽子。隻要貪官的烏紗未被摘掉，他們就可以為所欲為，不受任何的限製和約束，至少老百姓對他們無可奈何。我們的民主，在這方麵是有些憂傷的。我們的法律，在此方麵也有太大的彈性。
貪官在不斷地被懲治，對此，令人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喜的是，我們的社會對於腐敗現象，還是有一定反應力和對應力的，不論陳希同還是王寶森，最終必然得到與和珅差不了太多的下場；憂的是，如此下去，到底有多少人會滑向貪官的深淵？有多少人會成為和珅、王寶森、李寶森之流的同類？
誰可能成為貪官？如果不從製度著手防貪肅貪，隻懲處而不預防，加上懲治不力，隻要為官，任何人都有可能成為貪官！這句話絕對嗎？不，一點也不！
1997．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