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在鎮子上高小，我的頭還是回去母親剃。那時城市裏的分頭、背頭才開始流傳到農村。同班的學生大部分留起了分頭，可我都當了班長，頭上還頂著個“茶壺蓋兒”。那是農村兒童一種古老的發式，像電影《少林小子》那幫孩子那樣，腦袋周圍剃光，脖子後頭剪一綹“九十毛”，頭頂上留巴掌大一塊桃形長發，像女人的劉海兒一樣搭拉在腦門，據說桃形取壽的意思，是為了孩子成人，一般都從胎毛留到八九歲，又叫“桃兒”。而且母親連我們的乳名也叫老桃。小時候，我愛我的桃兒，母親常常把它梳成朝天一炷香，還紮上紅頭繩，插上一朵野花。長大了，我不喜歡它了，越看人家頭上的頭發越精神，越看自己的桃兒越寒磣，哭鬧著要把桃兒換成分頭。母親說什麼也不答應，有一天我自己拿剪刀要剪掉它，這一下可犯了母親的大忌諱。她像發了瘋一樣撲過來，奪了我手中的剪子，抱起我失聲慟哭起來，哭得那樣傷心。
我頭上的桃兒是母親的命根子，根根頭發都牽動著母親那顆傷痕斑斑的心。
我是家裏的獨根苗。父親是當地很出名的八路軍連長，在我落生十四天時壯烈犧牲了。敵人揚言斬草除根，到處追捕我們母子。母親抱著我東躲西藏，流浪四五個縣，後來被抗日縣政府收留，所以我繈褓裏就跟著過遊擊生活，1942年環境殘酷，寄養到舅父家裏。母親月子裏飽經驚嚇，沒有奶水，我靠高粱糊糊喂大，又黃又瘦。母親20多歲守寡，守著我這一根弱苗，生怕有個閃失，對不住父親。一年到頭苦扒苦業，連明徹夜紡花織布，維係我的生命。沒辦法就求救於迷信，作為精神支柱。從小相依為命，我也最愛我的母親了。以後，我再也不敢觸動自己頭上一根毫毛了，那個桃兒就叫它長到老吧。
1952年暑假，我考上了隆堯省立中學。全班50名學生年歲相差很大，大的胡子拉茬，已經有了老婆孩子。小的鼻涕滴答，晚上還尿床。排起隊來，由高而低，一條斜線。報起數來，有的甕聲甕氣，有的奶聲奶氣，好像風琴上一排琴鍵發出的不同音階。懂事的大哥哥，淘氣的小弟弟，相處得很好，其中也少不了青少年們特有的頑皮、戲鬧。
開學半月以後，同學們戲鬧的眼光集中到我頭上的帽子了。我的帽子並不特別，是家做的紫花土布帽子。特別的是，我的帽子一天24小時總捂在頭上。同學們好奇，冷不防地來摘，可我也機靈得很，雙手抱頭死死不放，就連晚上睡覺也保持著高度警惕。慢慢地，背後議論起來。有的猜我可能是花木蘭女扮男裝，有的猜可能是頭上有禿瘡，手腳收斂起來。過了幾天，他們又私下研究起來，看我發育不像閨女，也不像禿子，兩鬢搭拉下來的頭發又黑又亮。
有一天，班長通知我去學生會理發室，說是要衛生大檢查。不合格的大會批評。我憂心忡忡地跟在班長後麵，來到一座八角亭改裝的屋子裏，紮下頭再也抬不起來，心通通地跳，汗呼呼地冒，聽門外嘁嘁喳喳有人議論。叫號到我了，班長扶我到椅子上坐下，我又下意識地雙手抱起頭來，麻臉的理發員眨了眨眼，說是歇一會兒，卷起旱煙抽起來。忽然，冷不丁從背後把我的帽子掀下來，看到了我這位中學生的奇怪的發式，大家愣了一會兒，然後哈哈大笑起來，又從門外湧進來幾個看稀罕的，羞得我無地自容。我迫不得已把頭發的經曆講述了一遍。
中學裏生活條件好多了，每月四元錢的夥食費，一天三頓小米幹飯，每星期一頓白麵饃饃，期末考試還殺了一頭豬。這種生活對於吃糠咽菜長大的我，已經是天堂般的待遇了。回到家裏，母親看我又白又胖，活蹦亂跳，欣慰地端詳了半天。覺得她的兒子進了國家的保險櫃。在我再三要求下，母親親手剪掉我頭上留了13年的茶壺蓋兒，學著給我剪了個小平頭。我自己也覺著長大了，把名字中的桃也改做了陶。
1962年我大學畢業，成為國家幹部了。說不清是什麼鬼使神差，誘惑我在天津進了一次理發館，由於和平路上理發都排隊，隻有南京理發館人少，我貿然進去了。女理發師見我一身家做土布衣服，大口罩上的雙眉一蹙，嘀咕了幾句，扭動著身子走了，換過來一位上了年紀的師傅。老師傅像修剪瘋樹一樣大刀闊斧地奪枝打杈，然後問了我一句什麼，我也沒聽清，卻胡裏胡塗點了點頭。這下子可麻煩了，又是吹風，又是上油。我更加不自然了，身上熱乎乎地，頭上直冒汗，害得老師傅不斷地往我額頭上、脖根上撲粉。看到鏡子裏的我，吹風機製造的波浪，發出亮光，還有一股嗆鼻子的氣味兒。眼前開始出現母親的剃頭刀、瓜果梨桃、子窩窩。我心裏不安起來，臉上紅一陣白一陣，慢慢地淚眼模糊，什麼也看不清了。理完發，我摸出五角錢，以為還得找回角兒八分。老師傅搖搖頭伸出三個手指頭，再補三角。八角錢，在當時是個讓人心疼的數字。我懊喪極了，剛走出理發館門，就用兩手狠狠地把頭發劃拉亂了，把那位老師傅幾十分鍾精心製造的美完全破壞了。這時，我的心情才稍稍平靜下來。那是我今生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進理發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