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文壇，有兩位年事已高的女作家德高望重，頗受文壇內外的崇敬。一位是謝冰心，可以說是文壇的“老奶奶”；另一名便是宗璞，可以說是文壇的“老大姐”了。我們這批六十上下的朋友，都稱宗璞為“大姐”，因為這稱呼裏既有尊敬的成分，也透著一點親切之情。這就難怪心武老弟論理應稱呼宗璞為“阿姨”，卻一直“大姐、大姐”地叫下來了。
我雖然也稱宗璞為“大姐”，卻來往不多。早在20世紀50年代中期，讀她的由此獲罪的寫得很美的短篇小說《紅豆》，即就心儀於她；20世紀80年代初，又讀到她的散文《哭小弟》，同曆史上的《陳情表》《祭十二郎文》等寫人間至情的篇什可以放在一個層次上來讀，更崇拜她了。當然，20世紀80年代中期作為一個關注長篇小說創作的評論工作者讀她的長篇小說《南渡記》，也是頗受啟發的，雖然未曾寫文章評論它，但也保留了我對此長篇的好感。盡管我如此喜歡宗璞大姐的作品，而且同住一城，也同居一“界”，照說要找到她也是不太難的。可是我總以為她出於名門，又具有大家風範，不敢輕易去打擾她。於是就一直作為心儀於她的一個讀者崇敬著她。
一直到1990年春，我在魯迅文學院同北京師範大學聯合舉辦首屆文學創作研究生班，按照教學計劃，要聘北京的一些知名作家作為創作導師指導學生的創作，有位叫馮敬蘭的學生點名請宗璞作為她的導師。開始著實讓我犯難，但我同幾位朋友商量，他們鼓勵我去請。於是我鬥膽上門去請宗璞大姐出山，也是第一次造訪北大燕南園57號。沒想到，宗璞大姐欣然允諾，並且非常盡心盡力地指導分到她名下的三位學生的創作(這三位學生除馮敬蘭外，還有來自軍隊的於勁和來自作家出版社的白冰)。她不僅來到魯迅文學院同學生見麵、交談，指導他們的創作，同時還把他們請到家中交談輔導。她的眼睛不好，視力較差，但還認真地審讀學生交的作為作業的作品，大都是幾萬字或十幾萬字的中篇或小長篇，認真地寫評語，給成績。這種認真負責的態度，這種敬業的精神，很使我感動，也很使我受教育。從此之後，我同宗璞大姐也就有了一些往來，她也把我看作文壇中的一個“好兄弟”，同她交談，或到了她家裏，也就無拘無束了。到了1993年至1995年間，我們又舉辦第二屆文學創作研究生班，又請了宗璞大姐作為創作導師。這一次她指導兩位學生章裙和馮捷的創作，同樣認真負責，以至過去幾年了，仍然打聽她指導過的學生的創作情況和別的情況，關心著他們的成長。這當然也著實讓我感動，也讓我感到慚愧。宗璞大姐這些作為，可以看作是對我們工作的支持，但究其實，還是對文學青年的關愛，對文學事業的熱愛。
對於宗璞大姐，我對她知之不深，對她的作品也缺乏專門的深入的研究，很難再說些什麼。但在文壇變得越來越喧鬧之後，在一些鑽營有術的人把文壇也當成官場和商場一樣，爭權奪利，愈演愈烈的當今，作為大家閨秀出身、具有大家風範的宗璞大姐，就越顯得難能可貴，我輩也就愈發崇敬於她。
“人生複能幾，倏如雷電驚。”不知不覺地，宗璞大姐也已進入古稀之年。在她剛剛過完七十壽辰之後，作為她在文壇的一個“好兄弟”，我所說的隻有這麼一句話：宗璞大姐，中國文壇需要您，我們一幫兄弟需要您，多多保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