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時代的樂師，皆應彈奏出自己時代之樂章。時代精神既包含著現代意識，又囊括了當下人們可以感知的文學風格、審美習性、哲學思考、價值取向、社會情緒等多種社會基因。由於曆史的變遷與各民族之融合，回族文學正處於動態變化與不斷被創造之過程中。當下民族經濟生活從自然形態逐步向市場化形態轉變，從而導致了民族心理結構之重組與來自各種渠道的文化交彙。全新的經濟格局以及新的社會心理與理念，既令人惶惑而又令人興奮地進入現代場景的五彩生活之中。在這種精神交彙、思潮輻輳之當代場景裏，一向以穩重、莊嚴著稱的少數民族文化也與其他文化一樣，表現出順應與參與之積極態度。在當今社會轉型期，這種特質遭遇著前所未有之文學嬗變，新時期以來回族文學之實踐也愈來愈表明了這種嬗變之不可抗拒性。故現在對回族作家作品或某種文學現象進行界定時，我們已失去了往日文學批評所表現出的輕鬆與從容，已經很難用回族固有之思維習慣、審美判斷、情感表達方式來明確界定，這是回族文學自身在發展中帶來的質的增生，也是對新的敘事模式的一種激情召喚。在這種文化愉悅交彙與思潮盡情輻輳的當代場景中，自然亦形成了現代理念與傳統理念雙重意識觀照下的當代回族文學的時代特征與價值判斷。特別是進入20世紀80年代以後，回族文學的發展出現了嶄新之局麵，湧現出了一大批作家作品。這個時期的回族作家較之五六十年代的回族作家，顯然有了更自覺更強烈的民族文化歸屬感，對於民族文化、民族精神也有了更深入之認識與感受。在創作上，他們不滿足於從表象上表達民族特色，而是努力深入到民族生活、民族心理的更深層次中去，深入挖掘民族文化、民族精神在人物內心世界中之積澱及其變化，力求在創作中將民族化與現代化、民族意識與現代意識、民族特色與時代精神較好結合起來，從而將民族的生存狀態與文化性格揭示出來。從20世紀80年代到世紀末的回族文學，在民族性上，顯然得到了極大的強化與普遍認同。這個時期的回族文學創作，其現代生態主義寫作已進入了他們的寫作視野，突出表現了在中國最浩渺、廣闊的人文地理空間、人與環境及其他生態之特殊遺存關係。宏大敘事不再“一枝獨秀”；許多作品視角下移，通過描繪普通人、底層與草根故事，把時代精神、民族精神的成長還原為具體人的精神成長，放大了人性描寫，從而受到文壇關注。在創作方法上也主張多元共存，敘事類型、敘事視角、敘事模式與敘事手法皆逐漸呈現出多樣化與個性化之趨勢。很多回族作家在通過作品體現民族性上，有了一種自覺意識，有了文化歸屬感；在創作中描繪民族生活、表現民族的生存狀況，皆更加凸顯了民族性。這個時期的作品，與作為主流文學的漢族的作品相比，沒有停留在表現民族性的表象上，而是從精神之層麵，從思想理念與心理情感之層麵去揭示民族性，作品所呈現給讀者的，更多的是一種異質文化表象圖景。在很大程度上，讀者與社會也正是從這種異質文化圖景來接受作品的。這種異質文化圖景與民族性是一致的，並且凝結為一種精神動力，一種文化品格。
很顯然，文學的民族性之形成與獲得是一個建構的實踐過程，在這個過程中，身份認同、文化想象具有特別重要之意義。人類學家科班說：“任何地域共同體，隻要其成員意識到自己作為一個共同體成員的存在，並希望維持他們的共同體的整體性，就是一個民族。”（耶爾·塔米爾：《自由主義的民族主義》，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5年版，第59頁）對作為民族的實體的共同體之認同，將自己看成是共同體中之一員，在共同體中確定自己的文化身份，這是形成民族性之首要一步，也是最關鍵之一步。如果沒有這種身份上之自覺認同，也就不會有民族性之形成。但這裏的認同，不僅僅是一種身份之認同，不是那種一廂情願地認為我就是那個民族的簡單表述，更重要的是，它體現了一種文化的歸屬感。即是說，認同共同體的曆史記憶，認同共同體的文化行為與文化價值，認同共同體的精神信仰；在想象中，將自己的命運與共同體的命運聯係在一起，將自己的信仰、情感、價值理念等歸屬於共同體中，從共同體中尋找曆史淵源、精神淵源、文化淵源、情感淵源，在共同體中塑造與被塑造。在很大程度上，我們可以說，文學的民族性是在文化想象中建構起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