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爾摩斯一言不發地坐著，身體前傾，一動不動地盯著壁爐裏紅彤彤的火焰。過了一會兒，他又點燃了煙鬥，背靠坐椅，望著一個一個的藍色煙圈嫋嫋升向天花板。
“華生，我想沒有比這更稀奇古怪的案子了。”他終於做了這麼一個判斷。
“‘四簽名’一案除外。”
“對，除此之外，就數它離奇了。但我想，這個約翰·奧彭肖麵臨著的危險比舒爾托的更大。”
“但是，你對這是什麼樣的危險是不是有了些明確的認識？”我問道。
“它們的性質是毫無疑問的了。”他回答說。
“那麼，到底怎麼回事呢？KKK是誰？他為什麼要不停地糾纏這個不幸的家庭呢？”
福爾摩斯眯上了眼睛，兩肘在椅子的扶手上靠著，指尖並在一起。“通常，一個理想的推理家，”他說道，“一旦有人提供了事實的一方麵後，他就能從這一方麵不斷推出這個事實的其它方麵，而且還能推斷出將要由此引發的一切後果。就像生物學家居維葉憑一塊骨頭就能準確地描繪出一頭完整的動物一樣。一個推理家，既然了解了事件中的一個環節，就應該能推斷出前前後後所有的環節。我們還沒有掌握隻有理性才能獲得的結果。隻有研究才能解決問題，單憑直覺做事的人肯定會失敗的。不過，要使推理藝術達到盡善盡美的地步，推理家必須得善於利用他自己了解的全部事實，你是知道的，推理家得掌握一切知識，而這一點，即使是在有了免費教育和百科全書的今天，也還是一種很難得的成就。一個人要掌握對他工作有用的全部知識，倒也不是絕對做不到的。我一直在努力。如果你還記得的話，我們認識不久的時候，你有一次曾十分精確地指出了我的局限性。”
“對，”我不禁笑了起來，“那是一張很有趣的記錄表。哲學、天文學、政治學，打零分；植物學，說不準；地質學，就倫敦方圓五十英裏的泥跡而言，算是造詣很深；化學，很獨特；解剖學，沒有係統；對驚險文學和罪行記錄的了解，無與倫比；是小提琴演奏家，拳擊手，劍術運動員，律師；是可卡因和吸煙的自我毒害者。我想，我沒記錯吧。”
福爾摩斯聽到後麵那一項，嘻嘻地笑了。“嗯，”他說，“就像我過去說過的那樣，一個人應該給自己的腦袋裏麵裝滿他可能用得著的一切東西。其餘的東西可以在書房裏放著，需要時再去取。現在，為了今晚的這宗案件，我們得把一切資料集中起來。麻煩你把書架上的美國百科全書裏K字部的那一冊取出給我。謝謝，讓我們考慮考慮，看能不能從中推斷出什麼。首先，我們可以從一個有充分根據的假定開始——奧彭肖上校是因為某種複雜的原因而離開美國的。像他這樣年紀的人是不會隨便改變全部生活習慣的，更不會心甘情願放棄佛羅裏達的宜人氣候而回到英國來過寂寞的鄉村生活的。他對在英國的孤獨生活那麼喜愛，這表明他懼怕著什麼，因此我們不妨作出一個有用的假設，他是出於對某人、某事的恐懼而被迫離開美國的。至於他怕的是什麼，我們隻能憑他和他的兩個繼承人所接到的那可怕的信件來推斷。你有沒有注意到那幾封信上的郵戳？”
“第一封是從本地治裏寄出的，第二封是敦提，第三封倫敦。”
“準確地說是從倫敦東區寄出的。你能由此推出什麼來呢？”
“這些地方都是海港。寫信的人可能在船上。”
“對極了，我們有線索了。毫無疑問，寫信的人當時很可能——極其可能——一定是在某條船上。現在我們再來考慮第二點。就本地治裏來說，收到恐嚇信到出事時，前後是七個星期。至於敦提，僅僅過了三、四天。這意味著什麼呢？”
“前者路程較遠。”
“但信件也要經過較遠的路程呀？”
“這我就不明白了。”
“至少可以這樣假設：那個人或那一夥人乘的是帆船。他們奇特的警告信號看來總是在他們出發前發出的。你看，信號從敦提發出後，事情接著就發生了，你說有多快。如果他們是從本地治裏乘輪船來的，那他們會和信同時到達，可事實上，事情發生在七周後。所以我想信件是由郵輪運來的，而寫信的人是乘帆船的，那七周是兩者的時間差。”
“很有可能。”
“不是可能，事實大概就是這樣。現在你明白了這宗案子的緊迫性和為什麼我要小奧彭肖提高警惕了吧。發信人的旅程一結束，災禍就來了。因為這一回信是從倫敦發出的，所以我們一分鍾也不能耽擱了。”
“老天！”我叫了起來，“這意味著什麼？這種無情的迫害！”
“奧彭肖上校所銷毀的文件顯然對帆船裏的某個人或某夥人有著生死攸關的重要性。事實表明，他們肯定不止一個人。單獨一人不可能接連使兩人死於非命，而且，采用的手段竟然騙過了驗屍官。這裏頭肯定有好幾個同夥，而且他們有勇有謀。他們不管文件在誰手上，都非要弄到不可。因此，可以肯定，KKK不是人名的縮寫，而是一個團體的標誌。”
“是什麼團體的標誌呢？”
“你沒有——”福爾摩斯說著，俯身向前把聲音壓低了，“你從沒聽說過三K黨嗎？”
“從沒聽說過。”
福爾摩斯一頁頁地翻著放在他膝上的書。“你看，”他對著書念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