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木堡之變"、"北京保衛戰"、"奪門之變"，一連串的事情發生在兩兄弟之間。看似事情的開始應該是也先不老實，王振專橫跋扈造成的。然而，事情的背後，卻暴露出明朝社會政治上的太多弊端。事情的責任者應該首推英宗本人，不是皇帝自己荒唐，怎麼能夠匆忙"禦駕親征"；不是皇帝自己的過錯，怎麼能夠讓王振一個宦官當權執政。明朝軍隊的不堪一擊，警示出維護王朝安全的"利劍"，已不再鋒利。國勢衰微，邊境不安，明朝開始走下坡路了。
8.別人挖坑自己跳
朝中楊提督犯事，親家陳洪給西門慶送書一封：餘情不敘。茲因北虜犯邊，搶過雄州地界，兵部王尚書不發救兵，失誤軍機，連累朝中楊老爺，俱被科道官參劾太重。聖旨惱怒，拿下南牢監禁，會同三法司審問……
西門慶叫吳主管抄錄一張東京行下來的文書邸報來看。上麵端的寫的是甚言語：兵科給事中宇文虛中等一本，懇乞宸斷，亟誅誤國權奸，以振本兵，以消虜患事：臣聞夷狄之禍，自古有之。周之獫狁，漢之匈奴，唐之突厥，迨及五代而契丹浸強，至我皇宋建國，大遼縱橫中原者已非一日。然未聞內無夷狄而外萌夷狄之患者。--《金瓶梅》第十七回
明朝中葉，各種矛盾已經露出頭角。底層深受壓迫的人們逐漸開始反抗起來。在全國各地先後爆發了多次的農民起義，其中規模較大的三次是正統時贛浙閩山區的農民起義；成化時鄖陽山區的農民起義和正德時從河北平原發動的農民起義。
正統十二年（1447年），福建的地方官布政使宋彰為了賄賂宦官王振，對福建人民橫征礦稅，任意搜刮，又禁止流民入山私開銀礦，並多次派巡卒入山鎮壓。閩浙山區的流民在葉宗留的領導下於浙江慶元、福建政和等地舉行起義，四周的農民紛紛響應。這支農民軍從江西、福建、浙江三省交界地區轉戰各地，聲勢強大。
隨之而來的是正統十三年（1448年），福建沙縣佃農鄧茂七，在沙縣舉起反抗的旗幟。自稱"鏟平王"，號召當地佃農不要向地主"送租"，而要地主親自來佃農家取租；並不許地主再向佃農勒索"冬牲"等物。
這支起義軍不久就攻占了沙縣、尤縣，進攻延平，並提出了"進京誅王振"的口號。他們與葉宗留的軍隊彼此呼應，聲勢和規模更加壯大。明朝多次發兵"進剿"，全無結果。
正統十四年（1449年），鄧茂七、葉宗留兩人先後戰死，他們的部眾仍堅持抵抗，直到景泰二年（1451年），葉宗留的部下陶得二還繼續在山區進行鬥爭。
在福建、浙江等地的農民起義被鎮壓之後不到二十年，鄖陽地區又爆發了更大規模的起義。鄖陽地處河南、陝西、四川、湖廣四省交界之處，是一個未開墾的山區。長期以來，許多農民流亡在這裏墾荒、采礦為生，聚集的流民達一百五十萬以上。
英宗天順八年（1464年），劉通（劉千斤）和石龍（石和尚）、劉長子等人，因為反對禁山，領導流民四萬餘人在房縣海溪寺起義。
成化二年（1466年），農民軍從房縣轉戰四川大昌、巫山等地，受到明軍的圍攻而失敗。成化六年（1470年），流民又在劉通部下李原的領導下，再度起來反抗。起義軍迅速控製了整個荊襄地區，起義群眾達百餘萬人。明政府調動二十五萬軍隊，並攜有大量的攻山火炮，對起義軍節節追逼，深入山區鎮壓。李原等堅持鬥爭，終因山洪暴發被擒犧牲。在鎮壓鄖陽起義的過程中，明朝政府采取了極端殘酷的手段，大肆殺戮，"死者枕藉山穀"，還把一部分流民遷往貴州充軍，途中"多疫死，棄屍江滸"。
鄖陽農民起義以後，又爆發了福建佃農丘隆領導的起義和廣西大藤峽瑤、僮的起義。到了正德時期，四川、湖廣、江西、福建以至河北、山東等地，都出現了農民起義，其中較大的是劉六、劉七的起義。劉六、劉七的起義爆發於北京附近的霸州，霸州莊田交錯，軍屯密布，貧苦的農民和屯軍在勳戚、宦官、管莊軍校的剝削和政府的各種特殊差役的壓榨下，過著極端痛苦的生活。很多失掉土地的農民經常在平原上騎馬出沒，劫富濟貧，明朝統治階級稱他們為"響馬盜"。
武宗正德時，管理皇莊的宦官軍校對農民的剝削更加殘酷。1510年10月，以劉六、劉七為首等三十四人，在霸州號召起義，不出幾月，農民軍發展到十餘萬。起義者主要是流民、饑民、"響馬"和屯軍，也有個別知識分子等。農民軍分為兩支，一支由劉六、劉七領導，另一支由趙鐩、劉惠領導，他們以流動作戰的方式，轉戰於今河北、山東、山西、河南、湖北、江西、安徽和江蘇八省地區，與江西、四川的起義互相聯結。
《明實錄》記載農民軍在北方，"所過鄉落，（當地農民）莫不椎牛供具，甚至為之持門屏以掖矢石，為鄉導以攻州縣"。又記載"凡過之處，則樂於供給"，甚至"棄家從亂者比比而是"。農民軍所過之處，對地主豪紳予以很大的打擊。正德六年（1511年），農民軍又先後四次進逼北京。為了打退農民軍的進攻，明武宗不僅調集了京營的軍隊，而且把延綏和宣大的邊兵也調來北京。北京解圍以後，明朝政府又在各地對農民軍進行堵擊追剿，劉六、劉七先後戰死，農民軍終於失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