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初期，明太祖力改元朝後期的荒糜生活，實行休養生息的政策，鼓勵墾荒，施行屯田。經過一番努力，社會經濟得到恢複和發展。明朝的紡織、製瓷、冶鐵等手工業生產規模更加擴大，技術更為先進。商業和城市經濟也獲得了空前繁榮的發展。然而，曆史遺留下的"重農抑商"的價值觀以及明朝後期嚴厲的海禁政策，使得商業受到了一定的壓製。隨著明朝紙幣"大明寶鈔"的流通失敗，整個貨幣體係轉向為以白銀為主。到了明朝中後期，在一些地區的一些手工業生產部門內，產生了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萌芽。
1.揚帆起航運糧忙
西門慶歸後邊月娘房裏來。月娘告訴："今日林太太與荊大人娘子好不喜歡，坐到那咱晚才去了。酒席上再三謝我說，蒙老爹扶持，但得好處，不敢有忘。在出月往淮上催攢糧運去也。"--《金瓶梅》第七十九回
運輸問題一直是經濟快速發展的最大製約問題之一。中國古代運輸，隻有陸路和水路兩條，而水路則是其中最快的一條。隋煬帝雖然是個昏君，但是他開鑿運河確實是個不小的功績。隋朝以後的朝代都受到運河帶來的好處，明朝也不例外。自從大運河開通，水路運輸的作用日益突顯。
《金瓶梅》多次提到了河運貨物的情景。如引文中，往"淮上"催糧，這裏的"淮上"就是指淮河，大運河有一段通過這裏。河運發展到明朝，已是一件普通事情。
大運河的開通應該在隋代開始，以後的朝代逐漸修建。隋代先後修通四段運道:山陽瀆,自山陽（今江蘇淮安）引淮水達揚子（今江蘇儀征縣治東南）入長江。通濟渠，自西苑（今河南洛陽西）引穀、洛水達黃河，又從板渚（今河南汜縣縣治東北二十裏）引黃河水通淮河,實際是利用汴水取直航道(唐代改名廣濟渠)。永濟渠，北起涿郡（今北京西南），南通黃河。江南河,自京口至餘杭（今浙江杭州）。隋唐大運河縱向溝通了海河、淮河、黃河、長江與錢塘江五大水係。
大運河開通以後，使江南地區的物產、糧食等物資源源不斷地運到北方，北方的物資也送到了南方，南北雙方互通有無，為南北經濟溝通架起一座橋梁。
元朝時期，運河因北宋末年戰亂及黃河"奪淮入海"而失效，故大運河中段改南北取直，東移山東。同時，海運興通，漕運進入新階段。
元初漕運大致循唐宋大運河舊道入大都，但因舊運河失修，隻能采取水陸聯運形式。至元十八年(1281年)修鑿濟州河，引汶、泗水經濟州（今山東濟寧）西北至須城（今山東東平）安山。南來運舟由徐州經濟州河入大清河，至利津（屬今山東）入海，海運至直沽，再水陸聯運至大都。至元二十六和二十八年會通河（須城安山至臨清）與通惠河（通州至大都）鑿成，元代大運河全線溝通。此外，至元十八年鑿成縱貫膠州灣與萊州灣的膠萊河，又形成一支海河聯運路線：運舟從江蘇淮安順黃河（黃河"奪淮入海"前的淮河故道）東下出海口，沿海北上入膠萊河，再經海道至直沽。
元朝完整的漕運，給明朝留下非常好的基礎。明初已有漕糧轉運北方，有海船與內河淺船兩種北向運輸。至永樂十三年罷海運，則漕糧全部由淺船承擔運輸。
明代漕運因為政治上的海禁，轉而給內河航運帶來發展的新階段。這時征運漕糧的有南直隸、浙江、江西、湖廣、河南和山東六省。漕糧又按供應地區的不同區分為南糧和北糧。其數額大小不一，到了成化八年(1472年)開始有了一個定數，規定每年運輸四百萬石。主要征自南直隸和浙江，約占全國漕糧的六成。除漕糧外，還有白糧，由蘇州、鬆江、常州、嘉興和湖州五府供納，歲額二十一萬四千石，均係當地出產的白熟粳糯米。在用途上，漕糧為京、邊（北邊）軍餉，白糧供宮廷、宗人府及京官祿糧。
漕運有專門人負責管理。最初，明廷設置了京畿都漕運司,以漕運使管理全部事情。景泰二年(1451年)，把漕運使廢除，開始設置漕運總督，與總兵官共同管理漕政。漕府領衛軍總共十二萬七千六百人，運船一萬一千七百隻，另遮洋總（海軍）七千人，海船三百五十隻，專職漕糧運輸，稱為運軍。在地方，以府佐、院道和科道官吏及縣總書等掌管本地漕事。中央戶部和漕府派出專門官員主持各地軍、民糧船的監兌和押運事宜。州縣以下由糧長負責征收和解運。糧長下設解戶和運夫，專供運役。
明初仍然沿襲元朝製度，前期的漕運還是以海運為主，河運、陸運兼運為輔。一路由江入海，經直沽口至通州，或徑往遼東；另一路由江入淮、黃河，自陽武縣陸運至衛輝府，再由衛河運至薊州（今河北薊縣）。江南漕運，則由江、淮運至京師南京。以承運者而言，海運為軍運，餘皆民運。永樂年間因遷都北京，糧食需求日增，而海運艱阻，遂整治大運河，即從杭州灣通往北京的漕河，疏浚會通河,造漕船三千餘隻，以資轉運；並在運河沿岸淮安、徐州、臨清、德州和天津五處建置漕糧倉庫，亦稱水次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