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情往複之中，結黨營私、拉幫結派、貪汙行賄、徇私舞弊等等一些不正常的現象就會出現。這樣的朝廷想讓它長存都是不可能的。
4.我是流氓我怕誰
單表西門慶從門外夏提刑莊子上吃了酒回家，打南瓦子巷裏頭過。平昔在三街兩巷行走，搗子們都認的--宋時謂之搗子，今時俗呼為光棍。內中有兩個，一名草裏蛇魯華，一名過街鼠張勝，常受西門慶資助，乃雞竊狗盜之徒。西門慶見他兩個在那裏耍錢，就勒住馬，上前說話……西門慶附耳低言，便把蔣竹山要了李瓶兒之事說了一遍："隻要你弟兄二人替我出這口氣兒便了！"因在馬上摟起衣底順袋中，還有四五兩碎銀子，都倒與二人。便道："你兩個拿去打酒吃。隻要替我幹得停當，還謝你二人。"--《金瓶梅》第十九回
在中國社會文化構成中，流氓文化是一種不可忽視的因素，它的長期存在和不斷發展不僅對於古代社會史的麵目具有重要的意義，而且更對近代乃至當代的社會文化的進程產生著相當的影響。
西門慶找了兩個流氓替自己辦事，收到很好的效果，這種流氓勢力的膨脹是明代政治日趨專製腐敗的直接結果。在不可遏製的瘋狂力量的驅動之下，萬曆前後流氓階層的惡性膨脹已經成了整個社會上下呼應、相互激蕩的濁流。
"流氓"一詞不知是哪家創造，它極其生動形象地刻畫出這一類人的形象。
《金瓶梅》中當然也寫到了"流氓"形象，比如：西門慶的淫邪橫暴，"應花子"的油嘴滑舌，謝希大的夤緣鑽刺，"孫寡嘴"的死乞白賴，"過街鼠"的陰險凶殘，"坐地虎"的撒潑行賴，王婆的機變貪狠……各具特色。
《說文解字》上說："氓，民也，從民，亡聲。"氓，本義是百姓，後周朝指野民，即居住在鄙野地區從事農業生產的奴隸。《詩經》中有《衛風·氓》之文，《孟子·公孫醜上》："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為之氓矣。"氓也是民，但非民之通稱，而是指流亡別國的民。自從它變成雙音詞後，就成了"流氓"。緊接著它的意思也跟著變了。
"流氓"一詞在《現代漢語詞典》中給了兩個解釋：一是原指無業遊民，後來指不務正業、為非作歹的人；二是指調戲婦女等惡劣行為。不管從哪個解釋上說，代表了一類不被普通人接受的一群人或一種行動。
那麼，流氓是如何造成的呢？司馬遷說"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這是按文武兩道的特色而論。俠者尚武，流氓也尚武，都拜在一個關公偶像下，拔拳為民是為俠，拔拳害民是流氓。魯迅在《流氓與文學》中說，流氓的造成，大約有兩種東西：一種是孔子之徒，就是儒；一種是墨子之徒，就是俠。這兩種東西本來也很好，可是後來他們的思想一墮落，就慢慢地演成了流氓。
對於廣大小民來說，實實在在的曆史，其實是他們在村落集鎮、市井江湖中最平凡的生活，至於儒家也好，墨家也罷，都不是他們考慮的，也是他們考慮不明白的。曆史學家王學泰曾說過：流氓群體的基本作用和整體風貌總是以混沌複雜的狀態呈現。他們以觸犯封建法製、悖離傳統道德而為正統輿論所不齒，並成為封建國家機器經常的打擊對象。但是另一方麵，他們又憑著在黑暗社會中曆練出來的鬼蜮伎倆，結交衙蠹，投效權貴，勾結軍隊，助惡豪猾，從而充當著統治階級的鷹犬，並幾乎是扮演著魚肉人民的黑勢力角色。
明朝社會不是中國古代最混亂的時代，但它有任何一個朝代都有的特性。按理說，明朝天下的創建者朱元璋出身社會最底層，他會比任何一個人都清楚底層社會人們生活的情況。錢穆在《國史大綱》中說：除卻漢高祖，中國史上由平民直起為天子的，隻有明太祖。元末群雄，如河南韓山童、韓林兒，乃白蓮教師。湖廣徐壽輝，為販布者。其部將陳友諒，乃漁父。江蘇張士誠，為運鹽舟人。浙江方國珍，乃販鹽者。安徽郭子興，則賣卜者之子。朱元璋皇覺寺僧。四川明玉珍，福建陳友定，及明太祖部下徐達，皆農民。常遇春則為盜。元末群雄，較之秦末，更見其為平民色彩。不僅僅朱元璋自己出身卑賤，就是跟他一起打天下的人物，也沒有幾個高貴的。
當然，不能說因為朱元璋出身低微，那他打下的天下就一定是個低級、混亂、流氓橫行的國家。說朱元璋是流氓，按照《現代漢語詞典》的解釋，一定是不對的，不過說他有流氓的習氣還算不過分。
在有關明代社會、特別是中下層社會麵貌的文獻中，有大量對於流氓人物和流氓文化的描述，比如世人熟知的"三言二拍"中許多關於社會欺詐和犯罪的故事，這些故事中的流氓人物或因事發端、興風作浪，或奸詐百出、欺上瞞下，或鑽縫覓隙、借機牟利，或勾結權要、橫行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