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熹宗朱由校也是搞同性戀的。他征美妓於不夜宮，征召孌童於長春院。而這些女院（娼寮）與男院（孌童居所），就分別處於北京城中的花柳街與胡同巷。明熹宗就把這些美妓、孌童置於宮中自己設的女院及男院，時常行樂其中，每有遊宴，則使寵妃姣童傅粉施朱，女衣男服，男衣女服，而交戲於前為樂。
除了皇帝以外，當時一些貴族、大臣也好男風，例如明世宗時的權臣嚴嵩和兒子嚴世蕃就好男風，《五雜俎》就提到嚴嵩的家人永年，號鶴坡，有後庭之寵。他"招權納賄，與朝紳往來，無不稱鶴翁者"，有個禦史甚至於還和他結拜兄弟。蔣瑞藻所編的《小說考證》中說到嚴嵩的兒子嚴世蕃熱戀一個名叫金鳳的優童，即少年演員，"晝非金不食，夜非金不寢"。以後金鳳色衰而貧困，不演戲了。嚴家破敗以後，金鳳又重新演戲，扮演嚴世蕃，演得惟妙惟肖。
明朝後期，男風在社會上已很普遍。當時不少有名的學者及士人，都是有名的"分桃之士"。如清人鈕琇的《觚賸》中就提到明代書生吳生和薑郎相好，比一般伉儷的感情還要親密。可是，他們卻被一李姓巨公所拆散，並且把薑郎帶到北方。吳生不願離開薑郎，也克服了許多困難趕到北京，而其他朋友也捐助吳生此行，促成他們倆的會麵。這種真摯的感情，也是世間少有。當時社會上這股男風，在明武宗時最盛，可以說上自天子，下到庶民，幾乎都有兩男相悅的關係。
至於更廣泛的社會原因，謝肇淛在《五雜俎》中指出："衣冠格於文網，龍陽之禁，寬於狹邪，士庶困於阿堵，斷袖之費，殺於纏頭，河東之吼，每末減於敝軒，桑中之約，遂難偕於倚玉，此男寵之所以日盛也。"在明代，男妓館相繼開設，"據說正德年間，北京已有男院之設，懸"長春院"匾額；而女妓居所，則稱"不夜宮"--蓋取意於蘇東坡詩："風花競入長春院，燈燭交輝不夜城。"美妓孌童相競秀，互以奪貴顯狎客為能，孌童之名皆冠以"少"字，而明熹宗嚐微行其間。"這就是當時社會上性環境的一幅圖畫。
同時，當時中國人的宗室家庭觀念極重，因此對男女接觸甚為嚴謹，以免擾亂了家庭和宗室的秩序。從國家社會來說，君臣、父子、夫妻為"三綱"，這"三綱"中任何一"綱"的破壞，都會影響其他。可是，同性戀既不會生兒育女，造成血統紊亂，又不會擾亂宗室家庭秩序，使社會瓦解，於是社會就在嚴格控製異性愛行為的同時，對同性戀加以放寬了。
這就是說，與嫖妓相比，男風在當時和法律沒有抵觸，而且嫖妓要花費許多錢，有些人也負擔不起。此外，男子相親，妻子很難過問、追究、反對，家庭矛盾也不會十分尖銳，這樣，男風就越刮越盛了。
明朝的《萬曆野獲編》裏記載過這麼一個故事：當時有個叫周用齋的士人，年輕的時候相當純厚，"幼無二色"，從不拈花惹草。這個才子曾到湖州一個姓董、別號龍山的一個人家裏教書。教了一陣子，忽然不想幹了，編了些理由，非要回家。主人知道他說的理由都站不住腳，真正的理由是他一人獨處，甚是寂寞，熬不住。但主人又不敢勉強留他，就跟他暗示說找個孌童可不賴，能解決大問題。周用齋聽後，勃然變色，做大義凜然狀，說同性戀是禽獸所為！主人被他高大形象所震撼，一時啞口無言。但這個叫龍山的人很狡猾，他晚上安排了一個孌童摸到了周用齋的臥室裏。"乘醉納其莖"，周用齋迷迷糊糊地驚醒，覺得這確實不賴，能解決大問題，不像自己想的那樣糟糕，一時無所適從，就在床上高呼："龍山是聖人！龍山是聖人！龍山是……"明朝的學者張岱曾為自己寫過碑文，曆數自己的種種荒唐之事，其中有一項就是玩孌童的經曆，明朝士大夫對男風的寬容，已經將此由暗癖變為明好，也是一種"進步"。"少為紈絝子弟，極愛繁華，好精舍，好美婢，好孌童，好鮮衣，好美食，好駿馬，好華燈，好煙火，好梨園，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鳥，兼以茶淫橘虐，書蠹詩魔。"封建士大夫是時代潮流和風氣的倡導者，宮廷男色從發展到社會上的蔓延，士大夫的廣泛參與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他們的趣味和傾向往往很具引導時尚。成為風氣的東西一定有它的溫床，整個社會性觀念的改變和性取向的寬容，使得明朝玩童（男色）和狎妓（女色）一樣成為士大夫和平民消遣的內容之一。
7.娶妻一半是女人
桂姐道："劉公公還好，那薛公公慣頑，把人掐擰的魂也沒了。"月娘道："左右是個內官家，又沒什麼，隨他擺弄一回子就是了。"桂姐道："娘且是說的好，乞他奈何的人慌。"--《金瓶梅》第三十二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