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士特萊夫是地主中的惡少和無賴，他是鬧事鬼、吹牛家、賭棍、酒徒和浪子的類型。這種人，粗相識，與你一見如故，看來如豪爽的英雄，狂暴的好漢；幾經交往，細體察，原來是地道的流氓，十足的無賴。
地主梭巴開維支是保守、頑固、冷酷專橫的俄國農奴製度的化身，俄國封建反動勢力的支柱。他赤裸裸的奉行這一製度弱肉強食的原則。
地主形象畫廊中的最後一個是潑留希金。剝削者的自私、墮落、吝嗇、貪婪，在潑留希金身上發展到了可怕的程度。這是一個可怕的吝嗇鬼，一個喪失全部活人感情，猥瑣、卑微、僵硬、麻木，成為“人的灰堆”的地主典型。
果戈理通過潑留希金的形象，在客觀上顯示了農奴製崩潰的必然性，同時，通過這批地主的形象的描繪，展現了一幅農奴製下貴族社會經濟、道德總崩潰的揭露性圖畫。這些人才是真正的“死魂靈”。
此外，《死魂靈》還描寫了與地主生活有密切聯係的外省官僚世界，這是一股殘酷統治人民、保護封建貴族利益的專製勢力。與此同時，在整個作品中，滲透了果戈理對農奴的悲慘命運的同情和對他們的偉大潛力的讚揚；雖然果戈理並沒有正麵寫出地主階級對農奴的剝削，更沒有把這兩大階級的矛盾作為小說的主要矛盾。果戈理並不同意農民起義，他是從人道、人性的角度來揭露地主的醜惡和同情農奴的。此外，果戈理心目中的“俄羅斯祖國”也是抽象的，是包括一切俄羅斯人在內的“全俄”。
在《死魂靈》中，果戈理早期小說中的怪誕情節和神秘主義消失了，諷刺批判力量更為深刻、強烈，農奴製統治者的典型形象比《欽差大臣》更豐滿了。果戈理現實主義的人民性、民主主義和人道主義思想更成熟。典型化原則已經到爐火純青和獨具特色的程度。他善於通過社會環境和生活條件，通過對人物的具體物質生活和細節描寫，刻畫具有鮮明個性的典型形象。5個地主各有性格，決不互相重複，這在典型創造中是傑出貢獻。作者對人物的態度明顯地流露在他描寫地主、官吏時所用的諷刺手法中。由此並產生了果戈理創作最大的藝術特色——“含淚的笑”。果戈理對人民和祖國的愛和有關的思考則體現於小說裏經常出現的抒情插筆中。作者的愛國主義不能突破他的思想矛盾和階級偏見，而隻能局限在對農奴製和地主的反人性的惡德的控訴和對祖國未來的浪漫主義幻想上麵。
《死魂靈》的體裁也是俄國文學中特殊的現象。敘事的散文和詩的意境結合在一起。作家稱這部小說是“長詩”並不是偶然的。果戈理的創作對19世紀的傑出作家如屠格涅夫、涅克拉索夫、謝德林、托爾斯泰、契訶夫等人都有很大影響。
果戈理促進了俄羅斯文學語言更接近生動的口語。這種語言以其簡練、有力、確切、驚人的靈活和逼真而受到歡迎。
別林斯基
別林斯基（1811~1848）是俄國革命民主主義的第一個光輝代表，傑出的文藝批評家、理論家。別林斯基不顧尼古拉一世反動統治的迫害，堅決主張文學要揭露專製農奴製的黑暗，以喚醒人民的覺悟，並且從理論上闡明了批判現實主義的社會意義，對俄國進步文學的發展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別林斯基出生於一個清寒的醫生家庭。1833年起任雜誌《望遠鏡》編輯，1834年發表論文《文學的幻想》，探索了從羅豪諾索夫到果戈理的俄國文學發展過程。1835年發表的《論俄國中篇小說和果戈理君的中篇小說》，標誌著別林斯基現實主義文學理論的初步形成。1839年底別林斯基由莫斯科遷居彼得堡，他逐漸成為堅定的唯物主義者和革命民主主義者。他擔任《祖國紀事》雜誌的編輯工作，1846年轉到涅克拉索夫主編的《現代人》雜誌，直到逝世都在《現代人》工作。
從1840年起，別林斯基每年都在雜誌上發表他對一年來俄國文學的綜合性評述。《1847年俄羅斯文學一瞥》（1848）一文形成了他的現實主義藝術觀的最後結論。別林斯基在《祖國紀事》上共寫了11篇文章分析普希金的創作（1843~1846）。1847年7月寫的《給果戈理的信》，對果戈理晚年的錯誤進行了嚴肅的批判，對俄羅斯革命民主主義思想的發展和俄羅斯文學的發展，起了非常積極的作用。這封信是別林斯基文藝批評活動的總結。
別林斯基是在解放運動中“完全代替貴族的平民知識分子的先驅”（列寧）。他的思想發展通常分為兩階段，即30年代的民主主義—啟蒙主義階段和1840~1848年的革命民主主義和空想社會主義階段。別林斯基克服了唯心主義錯誤，轉到革命民主主義和空想社會主義立場後，認為社會主義對他來說是“思想中的思想，存在中的存在，問題中的問題”（《18年給鮑特金的信》）。
在文藝理論批評上，別林斯基作出了多方麵的貢獻，主要是：
第1，他提出了文學的人民性理論。他認為人民性首先就是民族特性，因為文學“不可能同時又是法國的，又是德國的”；這民族獨特性“不在於彙集一堆凡夫俗子的言語”，“而在於俄國式的對事物的看法”（《文學的幻想》，1834）。人民性是和忠實地反映社會問題緊密相聯係的。同時他還指出了文學“必須把全部注意集中於群眾、大眾，描寫普通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