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很多往事已經模糊不清。記憶像一張褪色的照片，影像也撒滿了舊跡。隻有個別細節還在腦海裏如同跳躍的浪花，偶爾將光斑一閃，讓你欣喜地張網將它捕捉。
（一）白洋澱詩人群落
1974年，春節過去了，春天來了，該回村務農了。想到回村我就有點怵頭。說實話，我並不怕隻靠肩挑背扛的勞動。當初選擇那個偏僻、冷落、僅有9戶山民的小山村，不就是去自討苦吃的嗎？不就是想憑著青春熱血和精力，體嚐一下毛主席號召的“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的樂趣嗎？我們不是都說，要用我們的雙手，拚出一個滄海變桑田的世界？況且山民們不是祖祖輩輩在那裏生息繁衍嗎？但僅僅幾年，知青以激情譜寫的理想之歌就無可挽回地變成了悲愴淒惶的嗩呐聲。理想徹底破滅，對“文化大革命”理論的厭倦，對當時流行觀念的嘲諷，對人生價值的新探索，使我們開始了“文化大革命”以來的第二次“大串聯”，希冀在再次深入社會的過程中，重新找到人生定位。我已經三上華山，數次往返晉祠，五台山和雲崗石窟也已經浪跡了一番，並且不止一次地和朋友們探討到全國旅遊的方案。
這些在“文革”動亂年月裏認識的中學生朋友們，大都與我有著相似的經曆和愛好。我們在一起猶如馬雅可夫斯基的詩句：穿褲子的雲—我們變化多端、形影無蹤，倒也逍遙。對於當時大多數中國人來說，我們可說是過得相對自由一些。畢竟，被扔在農村的插隊草民縱有天大的本事也根本不能構成對高層權力威脅。所以，我們被遺漏在“四人幫”嚴峻的視線之外。隻有當他們眼角的餘光不幸掃蕩到我們時，才被報刊或電台鼓噪一番。
不想回村，我想去白洋澱遊蕩一番。早就知道那裏是一片雲夢澤國。而且有極方便之處：好多同學和朋友都在那兒插隊落戶—張建中（林莽）、宋海泉、崔建強、栗世爭（多多）、潘青萍（喬伊）……有些雖沒見過麵，比如薑世偉（芒克，又稱猴子）、越重、趙金星和陶雒誦，但已久聞大名。很多朋友已去過，如於友澤（江河）、趙振開（北島）等，他們繪聲繪色地描述那兒的水上生活，對久居城市或山區的人，無疑是巨大的吸引。應當說，除了那兒的環境，還有更吸引人的地方，那就是這些朋友在當時那個年月，都決非等閑之輩。大家都在讀書，都在朝著自我設計的方向蜿蜒迂回。一個共同的特點是，大家都對流行的一切嗤之以鼻，隻是表達的形式不同而已。
我、栗世爭和其他兩個在白洋澱插隊的小夥子結伴乘火車前往徐水。栗世爭那天穿得挺整齊。上火車前，我們還胡逗亂鬧的。可一上火車，一找到座位坐下來，他就擺出一副不苟言笑的正人君子樣兒。和他說話，他也是做出一副特別矜持的樣子。我當時還不知道他曾經是“學毛著積極分子”，於是有點詫異：這小子還挺能裝孫子的。其實我們在一塊兒是最討厭裝孫子的。但細一想，覺得他如此也有道理：你怎麼能知道身旁沒有充滿階級警惕的革命戰士？！你又怎能保證沒有專事告密的人？人人都要有一重厚厚的保護色。“禍從口下生”在那時是生活的現實，二重心理和二重性格是心靈的操煉。普遍的空虛和孤獨感，栽培出對人、對事物、對感情的繁雜果實。正是這樣的現實使他和當時那些詩友追求一種韻味獨特的語言，一種習慣於人雲亦雲的人所難以讀懂的比喻和聯想，以及一種令人困惑的句法。他們的詩歌是特殊年月的果實。隻有當時占據詩壇的“工農兵”詩人才隻會淺薄地直抒胸意。然而直至今天，我們仍把那些平白直露的“詩”稱做順口溜。記得還是在村裏，一天，鄭光召（《老井》作者）拿了一本當年報刊吹捧的詩集，高聲朗讀了兩句，念完後他就將那詩集順手一扔：“這麼沒個性的東西也叫詩！”房間裏充滿我們嘩然不恭的笑聲。確實，寡淡如水的順口溜始終被我們所不齒。後來，我這群插隊詩友走上文壇的時候，被評論界稱為“朦朧詩”派。甚至很多老詩人都讀不懂他們的詩。艾青不是批判北島那首《生活》—網—的詩，說題目比詩的正文還長，有這麼寫詩的嗎？其實他很清楚，詩人北島曾經從他早期詩作裏汲取過營養，認為他是中國現代派詩人的旗手。對於艾青的批判，北島隻是淡淡地一笑。
那天，白洋澱風不小，擺渡我們的漁船頂風向大澱深處蕩去。我覺得很開心。和栗世爭在船上把此行的路線定下來，先去寨南，然後再去栗世爭和芒克所在的村子，其他比較遠的村子，隻是把人給叫出來或去看一看就可以了，但喬伊所在的村子是必須去住上一宿的，那裏朋友比較集中。
第一個晚上在寨南度過。這村的宋海泉是我清華附中的同學。當時在我們這些插青中，他的學問是最龐雜的，可謂博今通古。至今仍能對任何問題旁征博引。他多才多藝，除吟詩作賦，還拉得一手好二胡。和他同村的崔建強則對社會主義人道主義問題有著深入的研究和探討。還有我校高一同學劉滿強，他有一副男高音的嗓子，唱起“紅軍不怕遠征難”來，真是聲振寰宇。栗世爭的歌喉也不錯，大概和根子（越重）在一起的緣故，他始終沒扔下練嗓子這功夫。除了醉心於現代派詩歌，他還醉心於意大利男高音的用聲技法，動不動就是“嗬，我的太陽，那就是你，那就是你……”這些人在一塊兒別提多開心了。輪流唱歌，喝劣質白薯酒、謾罵打鬧……白洋澱的魚鮮美異常。那時食油供應緊張，但在這裏做魚，我從沒見過他們用油，隻是把收拾幹淨的魚往鍋裏一放，再加點水和鹽之類的佐料，就會做出極美味的魚來。飯桌上我們談政局、談種種小道消息，談那時在我們這個圈子裏流行的黃皮書和藍皮書，也談其他朋友寫的詩或小說什麼的。自然，互相“擠對”、“踩瞽”居多。然後就把對方的遣詞造句、詩歌意境給嘲弄一番，學問好的還能將對方句子的出處索引一番。當然，更多的時候是把自己欣賞的譬如惠特曼、愛略特、龐德、艾倫堡、馬雅可夫斯基、阿赫瑪杜琳娜、波得萊爾等人的詩句和意境拿來推崇一番。我們熱衷於現代派，像荒誕派戲劇，如貝克特的《等待戈多》，尤涅斯庫的《犀牛》《椅子》等。有時我們談到郭路生。他的詩，如《相信未來》《煙》《酒》《海洋三部曲》《這是四點零八分的北京》……在60年代後期散布著巨大的魔力。他的詩歌所具有的衝擊力，掃蕩了當年所有官方發表的順口溜。我覺得，郭路生的曆史功績就在於，當所有的輿論都在糟蹋文化的時候，他用他的文字重新確立了真正的詩歌形象。但有人對他偏愛甚至能背誦賀敬之寫的順口溜提出異議，可是何必那麼尖刻呢？每個人都有他自己的矛盾和局限。郭路生內心同時沸騰著水與火。它們造就了詩人，也使他在煎熬中患了精神分裂症。說他在部隊鬱鬱寡歡，每日以煙為食，說他退伍後就進了精神病醫院，出來後又要寫名為《壯誌篇》的詩，還要寫河南“紅旗渠”，結果在河南林縣體驗生活途程中，被小偷光顧，一文不名的他再次發病，流落街頭20餘天才被接回北京……大家聽了，除了惋惜，不再評點什麼。
那時候，這些作家、詩人的書都是禁書。中國的書架上隻有“雄文四卷”，小說就是《金光大道》《豔陽天》之屬，舞台上則是那八個“樣板戲”一次次地進行著各式各樣的排列組合。文學藝術有“樣板”，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事情就是這樣—不塞不流。我們能離經叛道，當然還是“文革”這個催產劑。大批判的號角越高亢，我們就對被批判的東西感到神秘，於是就要研究和探討和比較一番。出於這種簡單而非一句話能說清的原由，還是早在1970年前後，我們這些朋友，突然將“文革”前17年出的所有的有點價值的書都翻找出來了。古今中外，傳統的和現代的，從古希臘神話到資產階級現代文藝理論叢書，哲學和社會科學、曆史和政治方麵的凡是有些價值的書籍，甚至自然科學方麵的書籍，通過各種渠道在我們之中流傳開來。這些書極大地開闊了我們的眼界和思維。在當年那樣的政治環境裏，這些書在我們之中神秘而神速地流傳著，沒人問它的來路，隻是被催著快讀快還─還有別的人在等著看。於是晝夜兼程地讀、做筆記。那時，隻要誰那兒有這類書，就會成為大家推崇的人物。
白洋澱似乎剛剛通電（這就比我們山村先進多了，我們仍點煤油燈）。為了節省電費，燈的瓦數都很小，在昏暗的燈光下，我們胡吹海聊到很晚才睡去。
第二天，宋海泉在隊上借了條船，一行人唱著叫著殺向抵莊。和我們的小山村有個共同的特點—居室前都是水，這裏是很深沉、很安靜、呈深綠色的湖水；我們建在半山坡的居室下麵則是清澈、奔騰的烏馬河。“仁者近山，智者近水”，我們都自視頗高。
抵村插青宿舍處的位置不錯：房舍前麵的地勢比寨南插青宿舍開闊一些。喬伊（藩青萍）在北京尚未回來，戎雪蘭和她的男朋友在，她的男朋友高高大大，很有藝術家的風度。在白洋澱他和戎雪蘭一塊兒畫那些在當時是離經叛道的現代派油畫。我們去的那天他們不知為什麼事在鬧別扭，戎雪蘭的小姐脾氣發作了，把男朋友的畫筆使勁地拋到澱裏，他就蹲在澱邊默不出聲地打撈。趙金星和陶雒誦也在。那時趙金星剛剛出獄（他因寫了不少哲學方麵的文章而觸怒了極左派，被抓進監獄關了幾年）。當時的趙金星已在中學生裏確立了不可動搖的學者形象。在哲學和馬列經典方麵，他很有權威。他的名聲在我們這批中學生中不脛而走，受到不少激情澎湃的少女少男的崇拜。在白洋澱我是第一次見到他。關於他和陶雒誦的愛情，也被中學生們廣為傳播。即使在他被冠以“投機倒把”的罪名（當時抓思想犯已不再直說其“思想反動”，而是弄些莫名奇妙的刑事責任栽贓）投入監獄時，陶雒誦也照常去探監。一出獄，她就把他接到白洋澱來了。在這裏他們儼然是一對和睦到極點的夫妻，我注意到陶雒誦總是對趙金星流露出摻雜著崇拜的纏綿柔情。在那淩亂而又破敗的房舍裏，我們自然是先把熟悉的朋友們的消息交流一番，誰誰在那裏，誰誰在幹什麼，誰誰“病”了（被抓、或被“群眾專政”了的表達方式）。後來大家就問趙金星蹲監獄的滋味，他告訴大家，最不好過的是案子懸著的時候，因為你不知道自己將麵臨什麼結局。而宣判之後，就踏實了。即使有騷動，那也和剛進牢獄的滋味不一樣。他詳細地描述了自己剛被放出監獄大門時的情景：“我背著在監獄裏用的那些破行頭，一走到居民區，一看見那些低矮的房子，肮髒的街道，蹲在地上拉屎的孩子，還有在狹小的天空盤旋、不願離巢的的鴿子……就強烈地體會到自由的可貴。監獄外麵的一切都被我賦予了夢寐以求的詩意。恰好我行走在一家人的窗口下，從那裏飄出貝多芬的《歡樂頌》，我一下就坐到牆根下，街道上所有的嘈雜聲都消失了，隻有偉大的貝多芬在訴說著生命音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