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似乎因為翻找什麼東西，在一本書裏發現了自己插隊時的一張照片：我穿著一件破爛的棉襖，腰裏係一根柴草繩，站在一棵盛開著紅色花朵的桃樹前，更遠的背景是太行山深處的小村莊，前方，則是煙籠霧繞的峽穀，我就在這裏插隊落戶。那時我剛剛20出頭，卻顯得瘦弱蒼老，黑黑的臉上胡子拉渣，頭發蓬亂得必須用手壓住才略顯馴順。
我問女兒認識不認識照片上這個人，她搖頭。
我覺得挺好玩，於是把自己插隊時的影集翻出來給她看，告訴她，那個形如叫花子的人，就是她的爸爸。她笑起來：“您過去是這樣啊！瞧你們穿的，都是什麼呀！”
女兒這一代，已經非常講究穿戴。服飾講究品牌、精美、時尚，瞧不上“過景”的衣褲，更別提穿打補丁的服裝了。
想想這一切是挺有意思的。誰不喜歡穿戴得整整齊齊呢？但20世紀60年代的中國，政治和經濟環境製約著你：布票是有限的，吃“大鍋飯”的人們收入是低微的。何況那個時代把講究穿戴看成追求“資產階級享樂”的腐朽觀念。“文革”中，北京的紅衛兵小將，不是把上街剪又細又緊的包腿褲作為“破四舊”的內容之一嗎？所以當年人們大多穿得越破越好，似乎這樣就更像無產階級。而在“文革”中，什麼服裝也不如一身褪了色的舊軍裝更美。因為它已是階級成分、社會地位、家庭背景等一係列榮耀的標誌。
我並沒渴求過一身綠軍裝。我家庭的“海外關係”跟革命軍人沾不上邊，但是我卻憑空得到過一件軍裝。說來挺逗，那是1967年的盛夏，校舍變成狼煙四起的戰場。我校老紅衛兵和我們井岡山紅衛兵發生了長達數月的武鬥，老紅衛兵據守北邊的教學樓，我們則占據南邊的宿舍樓。一天晚上，我們這一派發動突襲，經過激戰，老紅衛兵們被打得龜縮在教學樓裏。第二天，看看教學樓一點動靜也沒有，我們便戴著柳條帽，手執鋼筋打就的長矛壯著膽子進入教學樓，卻不見一個人影。堵住樓梯的課桌狼藉地遍布樓道，碎磚頭爛瓦片和自製長矛、棍棒、皮鞭等扔得到處都是。在一間淩亂不堪的房間裏，做飯用的電爐子、煮掛麵用的鋁鍋和“紅寶書”以及大字報底稿、“文革”小報等資料都胡亂扔著，在一個堆放著肮髒被褥的兩屜架子床上，我發現一件退了色的綠軍裝皺巴巴地扔在那裏，自然，它成了我的戰利品。這是件哢嘰斜紋布料的綠軍裝，估計還不是小兵穿的，雖然已經洗得發了白，但一塊補丁也沒有。從此一有“外交”活動，我就穿著它招搖。
我那時在北京中學界挺活躍卻不甚起眼。可這件軍裝一穿，盡管有些肥大，但它依然為我罩上了一層光環，那些不清楚我底細的中學生們以為我有過硬的家庭背景。有個被稱為中學生“4·3”派領袖的人物，一有活動，就必然拉上我。這種活動人員的流動是很大的，一批批地不斷換來新的麵孔，而每次活動，常有聰明漂亮的女同學湊過來表現出願意和我接觸、深談的意向。最讓我感動的是有一次在頤和園的活動中，在微波蕩漾著秋月的昆明湖堤岸上，一個師大女附中的才女用感慨的語調對我說：“我終於找到啦……”想想吧，我這個一向“與家庭劃清界限”的人，一向有些自卑的人，突然受到這樣的“禮遇”，真是有點受寵若驚。對此，我真是既慚愧又竊笑不已，以至有一段時間，我不敢再穿這件軍裝滿處“風光”了，畢竟我並沒那樣令人羨慕的家庭背景。
然後是去農村插隊。盡管下大田時我很少穿它幹活，但畢竟它無法曆久彌新，所以先是被洗得發白，然後又開始糟朽—哪怕被酸棗刺、樹枝一類的東西輕輕一挑就扯個口子。被我粗針大線地縫補了幾次，後來實在縫不勝縫了，就破破爛爛地穿著它勞動。一直穿得它“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那時已經是70年代初了，軍裝熱已消退下去。一天，我在趕集時碰見了一個同學，他穿著一件“的確涼”半透明汗衫，一些老鄉跟在他後麵一個勁地打量那件汗衫。“呀，玻璃汗衫呢！”一個村姑叫起來。同去趕集的女同學、男同學也都在碰見他時，不是摸摸它的質地就是問問價錢，於是他很風光，不由得我想起我最初穿那破軍裝時的情景。我知道，這位同學的風光，已經失去了當年的政治內涵，我從心底不由得笑了起來。
在中國出現服飾革命以來，我的確也穿過新的衣服，甚至十分規矩的中山裝，三接頭皮鞋，後來又是西裝領帶等。但是最讓我風光的就是這件我撿來的褪色軍裝。它讓我領會的東西，勝過書本。
服裝和人類比，永遠在數量上占多數，多出許多倍。它們被製作，被吹噓，被喜愛，被遺棄，被花樣翻新，又被無情地淘汰。人類的文明史有多長，服裝的河流就有多長。毫無疑問，服裝是時代的鏡子。透過人類繽紛龐雜的服飾，你能看到、知道自己生活在什麼樣的時代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