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個多世紀前，一個六歲的小男孩，一隻小手牽著媽媽的衣襟，一隻小手領著弟弟，在塵土飛揚的大地上，滿懷著幼稚的迷惘和困惑輾轉奔波在中國遼闊的疆土上，終於在海峽那邊的台灣島上落土紮根。
彈指一揮間，三十八年過去。
一九八八年，大陸的眾多記者雲集福建廈門，懷著異常激動的心境仰首企盼從香港飛來的班機。那裏有一批不尋常的來客—台灣致力於兩岸統一的著名的專家學者大陸訪問團一行三十餘人，衝破台灣當局設置的種種藩籬，終於如期抵達。當他們剛下飛機踏著大陸的土地時，不禁熱淚奪眶而出。數不清的照相機搶拍下這一曆史鏡頭。
這是第一個台灣學者赴大陸的訪問團。
副團長兼發言人尹章義，便是那個六歲的小男孩。如今，他已是台灣輔仁大學史學係教授、台灣文化界的知名學者。
從一個曆史鏡頭到另一個曆史鏡頭，多麼清晰地表現出曆史的邏輯。然而對於一個個體生命來說，他卻要付出多少困苦和艱辛！他成了曆史微不足道的一個音符，可是他又積蓄了巨大的能量，滿懷著衝騰的意誌吹響了抗議的號角。
幾乎在赴大陸的同時，尹章義的又一部書《抽濃煙喝烈酒大聲抗議—台灣曆史與台灣前途》出版了。這部書集中表達了他對台灣和大陸的深刻關懷與思考，同時也展示出他在現實和未來的生活曆程中的坐標。
一
“我很高興我生長在一個充滿掙紮、充滿活力的時代。有一些原以為是與生俱來、無法解決的問題，人們掙紮著去解決，終於發現這些問題終究可以解決—隻要人們不停地掙紮。”尹章義這樣說。
早在尹章義在輔仁大學史學係作學子時，他就被中國分裂的現實深深地困惑著。台灣島上“戒嚴”和“反攻大陸”的生存手段和目的，扼殺了多少仁人誌士！而大陸上的“解放台灣”和“極左”的政治理念，同樣也造成“萬馬齊喑究可哀”的慘痛局麵。雖然課堂上教授們總是把“史學以求真存真為第一無上要義”，但也僅僅是課堂上的口號而已。尹章義隨著學問的成熟，亦隨著史學工作者使命感深刻的自覺意識的增強，開始身體力行將這個課堂口號化作所向披靡的社會實踐。這種進取的治學風格，使他立即發現，它是能夠對於我們生存的世界產生貢獻的。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尹章義有感於若幹台灣文學史的研究者在論及史實以及文學史的時代背景時，常常有悖史實而馳聘於個人想象的現象，發表了《台灣意識與台灣文學》一文，“盡力把平日對台灣史的了解鋪陳出來”。而在此之前，他已應台灣新莊鎮長鄭餘鎮先生的邀請撰寫了《新莊發展史》。這部書可以說是尹章義治學的第一個轉折。“完成這部書後，我突然發現，隻有研究台灣史，才能與吾土吾民結合”，他說。自此，他停頓了史學史的論文，轉而開授台灣史課程，在致力台灣開發史的同時，他還積極投入社會活動，將台灣的現狀與未來走向納入自己的研究課題。
尹章義做起學問來有一股非凡的拚命精神。例如撰寫新莊史時，他一頭栽進堆積如山的故紙堆中，以每天十六至十八小時的工作量，廢寢忘食地寫了一年。但對台灣史的熱情卻使他的這種幹勁始終保持了下來。他說，正是這種研究，使他第一次感受到作為一個知識分子的踏實感。
那個時期，為了維護台灣史的尊嚴，他不得不走向社會，向扭曲曆史的權威挑戰。搞曆史的學者都知道，替曆史人物翻案，除了需要紮實的學問作底，還需要極大的勇氣。尤其對那些已被加封了政治光環的人物，往往被偶像化而不可動搖。然而尹章義卻以史學家義無反顧的大無畏的氣概，一一將他們揪到重新評價的審判台。這裏既有被當局肯定的人物，也有被反對黨人士奉為抗議象征的人物。例如他重新檢視丘逢甲、羅福星參與抗日的史實真相，也考察了林茂生在日據時期的媚日言行。這些長期以來被不同的政治立場所神聖化的人物，被尹章義當仁不讓地撕去了被添加的種種麵紗。一些被淹沒的、真正值得紀念的人物，則顯露出來。他勇於踏出校園，關懷鄉土、批揭荒謬，因此得到學子的尊重。可以說，曆年來台灣島上的種種論戰，如陳中和、林少貓忠奸之辯，台灣建省年月之爭，台灣大學創校史論辯，賴和、陳敏參之平反，蘇南成拆除左營舊城是非之爭……尹章義都置身其中，舌戰群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