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正襄不相信世道會永遠如此下去。但何日是頭？沒人能搞得清。幸好自己酷愛繪畫。“肝膽寧誌一寸丹”，此刻豈不正是潛心書畫的大好時機！對繪畫藝術的追求激發起黃正襄無比巨大的生存鬥誌。每天，在勞作和“大批判”之餘，他都是筆耕不輟。無論在瓜棚豆架之下，還是在場院角落，或在地震時的防震棚裏，他都拿起筆來，或畫山村景致，或給那些老少貧下中農、男女民兵們畫素描。至今，他這些速寫本還保留著。在勞改之餘，他就將珍藏的書籍或手抄本取出偷偷閱讀。如梁朝劉勰的《文心雕龍》等古典美學理論，明代仇英、清代袁江、袁耀的相關論述及畫冊等，逐字逐句地研讀琢磨。齊白石等大師的書籍他也由於熟讀幾近倒背如流。危難中，齊白石大師的名言他更是銘刻心頭：“夫畫之道，乃寂寞之道，其人要心境清逸，不慕名利，方可作畫。”
天道酬勤。正是這一段艱難的歲月，讓黃正襄不但在理論上武裝了自己，繪畫技巧亦在博采眾家之長中形成了自己獨有的風韻。他認為，正是那一時期的錘煉，使他能更準確地把握住繪畫的精髓。終於他前承明代仇英，清代二袁（袁江、袁耀）古法，並融會自己的水彩技法加以創新，形成了自己的獨特風格。
三
荀子曰：“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中國曆史上罕見的大動亂終於在千夫所指中氣數殆盡。“厚積”的黃正襄終於“薄發”了！一次酒興正酣之際，他即席賦詩一首：
人生禍福毗相連，
百載風塵瞬息遷。
磅蹈詩文誇盛世，
淋漓書畫繼前賢……
1979年3月16日，黃正襄平反昭雪了，隨後應聘為通縣政協委員。煥發活力的黃正襄響應鄧小平改革開放的號召，力邀在台灣的內兄劉遠（原為金門司令，後擢台北國防部中將，在台已退休）來京投資辦廠。受到市委統戰部的盛情接待，事後還授予黃正襄“牽線搭橋繁榮經濟”畫匾一座。一時，黃正襄名噪通州，人稱通州三名人之一（作家劉紹棠、書家歐陽中石、畫家黃正襄）。又一日，黃正襄與各界被“平反”的名流被有關部門邀請登上天安門城樓觀光。在這個被萬眾矚目的城樓上，黃正襄心潮澎湃難抑激情，即興賦詩一首：“十年陽九幾多愁，豈料今朝登此樓，笑語蒼生全不解，蛇神牛鬼盡白頭。”
自此，黃正襄畢生為之奮鬥的事業也進入豐收的季節了。
l985年，他與北京的一些知名書畫家一起創辦了齊白石藝術函授學院，並被推舉為學院領導兼國畫係主任，教授山水畫和人物畫課程。他學識淵博、治學嚴謹，學生們都愛聽他的課，評價他的課“作畫育人，堪稱楷模”。
麵對學生，黃正襄一如對待同仁摯友，將自己在長期的繪畫生涯中探索、曆練所形成的理論、實踐和盤托出。譬如他強調要遵從中國畫“詩、書、畫、印”的統一風格，又要汲取西畫的精髓，使散點透視與焦點透視相結合，明暗色調與線描力度相融彙，令畫風進入既有古典畫法的濃淡幹濕、抑揚頓挫，又有西畫透視虛實、色澤斑斕之境界。對於中國畫來說，“詩、畫自古以來就是二者相表裏，從畫家角度來說，應是‘畫主詩相’”。在談當代中國山水畫中詩的意境有所淡泊時，黃正襄旁征博引、洋洋萬言地追根溯源道：“歐陽修說：‘詩人少達而多窮’。至於‘自燒鬆火讀唐詩’的人也未免太苦了。而白話詩對於傳統繪畫來說格格不入，而古體詩又要求韻律對仗、句逗諧聲，自然曲高和寡。連美術學府也不將詩列入必修課程。其中有些繪畫名家由於自己不諳詩文，也有意無意地回避詩作在繪畫創作中之作用……詩意既無，題詩更難，再沒有書法根底……凡此種種導致今日的國畫大多缺乏詩境。所以我認為詩、書、畫、印不可偏廢。詩是有意畫，畫是無聲詩。我們決不應該由於曲高和寡而不致力於陽春白雪。”
“讀書然後方知畫，卻與匠家總不同”，黃正襄的國學底子深厚，出口成章，更是身體力行地實踐自己的藝術追求。他堅持以詩的意境作畫，以畫的內涵寫詩。作詩，他主張詩依平仄，詞尊正韻；作畫則講氣韻生動、筆觸雄渾、墨色酣暢。正所謂“詩畫相表裏”。
長期不懈的探求使黃正襄的名聲不脛而走。
1988年3月3日，在周恩來誕辰90周年那天，中共中央辦公廳邀請大陸著名書畫家如吳做人、啟功、趙樸初、董壽平等在北京人大會堂揮毫潑墨。當時任政協主席的鄧穎超，見有位年過半百的畫家正即興創作丈二巨幅台灣名勝《半屏山》，很是讚賞，得知他是台胞時，握著他的手說：“特別歡迎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