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謝，請說下去。”
當我父親接收了霍爾舍姆房產時，他應我的建議，仔細檢查了長年累月掛上了鎖的閣樓。我們發現那個黃銅匣子仍在那裏，雖然匣內的東西已經被毀掉了。匣蓋的裏麵有個紙標簽寫著‘K。K。K。’三個大寫字母。下邊還寫有‘信件、備忘錄、收據和一份記錄’等字樣。我們認為：這表明了奧彭肖上校銷毀的文件的性質。除了許多散亂的文件和記有我伯父在美洲生活情況的筆記本外，頂樓上其他東西都無關緊要。
這些散亂的東西，有些是關於戰爭時期的情況和他恪盡職守榮獲英勇戰士稱號的記述；有些是關於戰後南方各州重建時期大多與政治有關的記錄，顯然我伯父當時曾積極參加反對那些北方派來的隨身隻帶著一隻旅行手提包來進行搜刮的政客。
唉，我父親搬到霍爾舍姆是一八八四年初，直到一八八五年元月，一切都稱心如意。元旦過後的第四天，我們大家圍著桌子坐在一起吃早餐時，我的父親忽然驚叫一聲，隻見他坐在那裏，一手舉著一個剛拆開的信封，另一手的五指伸開的掌心上有五個幹癟的橘核。他平日總嘲笑我所說的伯父的遭遇是荒誕無稽的故事，這次他自己碰上了同樣的事，嚇得大驚失色，神誌恍惚。
‘啊，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約翰？’他結結巴巴地問道。
‘我的心變得像一塊鉛似的那樣沉重。這是K。K。K。’我說。
他看信封的內層，‘沒錯，’他叫了起來，‘就是這幾個字母，這上麵又寫了什麼？’
‘把文件放在日晷儀上。’我從他肩膀背後望著信封念道。
‘什麼文件？什麼日晷儀？’他又問道。
‘花園裏的日晷儀，別處沒有。’我說，‘一定是被毀掉的那些文件。’
‘呸！’他壯著膽子說，‘我們這裏是文明世界，不容許有這種蠢事發生！這東西是從哪裏來的？’
‘從敦提來的。’我看了一下郵戳回答說。
‘一個荒唐的惡作劇。’他說，‘我和日晷儀啦、文件啦，有什麼關係？我對這種無聊的事不屑一顧。’
‘要是我的話，我一定報告警察。’我說。
‘這樣，我痛苦，卻讓他們譏笑，我不幹。’
‘那麼讓我去報告吧？’
‘不行，也不許你去。我不願為這種荒唐事庸人自擾。’
與他爭辯是徒勞的，因為他是個非常頑固的人。我隻好走開，心裏惴惴不安，有種大禍將臨的預感。
收到來信後的第三天，我父親離家去看望他的一位老朋友，弗裏博迪少校。他現在是樸次當山一處堡壘的指揮官。我為他的出訪而感到高興，在我看來，仿佛他離開了家倒可避開危險。可是我錯了。他出門的第二天，我就收到少校拍來一封電報，要我立即趕赴他那裏。我父親摔在一個很深的白堊礦坑裏，在這附近地區有很多這種礦坑。他摔碎了頭骨，躺在裏邊不省人事。我急切跑去看他，可他再也沒有恢複知覺，從此與世長辭了。顯而易見，他是在黃昏前從費爾哈姆回家，由於不熟鄉間道路，白堊坑又無欄杆遮擋，驗屍官便毫不遲疑地作出了‘由於意外致死’的判斷。我審慎地檢查了每一件與他死因有所關聯的事情，但是沒有發現任何含有謀殺意圖的事實。現場沒有暴力行動的跡象，沒有腳印，沒有發生搶劫，也沒有關於看見路上有陌生人出現的記錄。可我不說您也知道，我的心情無法平靜。我幾乎可以確定：肯定有人在他的周圍策劃了某種卑鄙的陰謀。
在這種不祥的情況下，我繼承了遺產。您肯定會問為何不把它賣掉。我的回答是：因為我深信，我們家的災難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我伯父生前的某種意外事故導致的，所以不管是在這所房子裏，還是在另一所房子，禍事必將同樣緊緊地威脅著我們。
我父親是在一八八五年一月慘遭不幸的，至今已兩年八個月了。在這段期間內，我在霍爾舍姆的生活還是幸福的。
我開始抱著這種希望：災禍業已遠離我家，它已跟我的上一代人一起告終了。誰知我這樣的自慰還為時過早。昨天早上，災禍又臨門了，和我父親當年經曆的情況一模一樣。
那年輕人從背心的口袋裏取出一個柔皺了的信封，走向桌旁，五個又小又幹的橘核搖落在桌上。
“這就是那個信封。”他繼續說道，“郵戳蓋的是倫敦東區，信封裏還是我父親接到的最後一封信裏的幾個字：‘K。K。K。’。然後是‘把文件放在日晷儀上’。”
“您采取什麼措施沒有？”福爾摩斯問道。
“什麼也沒有。”
“什麼也沒有！”
“說實話，”他低下頭去，用消瘦蒼白的雙手捂著臉，“我毫無辦法，我覺得自己像一隻可憐的兔子麵臨著一條蜿蜒前來的毒蛇。我好像陷入一種不可抗拒和殘酷無情的惡魔的魔爪之中，而這魔爪是任何預見和預防措施都沒法防範的。”
“噴，噴！”福爾摩斯嚷道，“您一定要采取行動啊，先生。否則，您就完了！現在除了振作精神外，沒有別的辦法能夠挽救您的了，可沒有唉聲歎氣的閑工夫啊！”
“我去找過警察了。”
“啊！”
“但是他們聽我說了以後，僅僅付之一笑。我相信那巡官已經形成固定的看法，認為那些信純屬惡作劇，我的兩位親人之死正如驗屍官所說的，完全是意外，因此不用跟那些前兆聯係到一起。”
福爾摩斯揮舞著他緊握的雙拳，喊著：“令人難以置信的愚蠢！”
“可是他們答應派一名警察，同我一起留在那房子裏。”
“今晚他同您一起出來了沒有？”
“沒有。他隻奉命待在房子裏。”
福爾摩斯又憤怒得揮舞起拳頭來。
“那麼，您為什麼來找我？”他叫道，“更重要的是，為什麼您一開始不來找我？”
“我不知道啊。隻是今天我向普輪德加斯特少校談了我的困境，他才勸我來找您的。”
“您接到了信已經整整兩天了。我們應當在此之前采取行動。我估計您除了那些已經向我提供的情節以外，沒有更進一步的憑證——沒什麼對我們有用的帶有啟發性的細節了吧。”
“有一件。”約翰·奧彭肖說。
他在上衣口袋裏翻找了一番後，掏出了一張褪色的藍紙，攤開放在桌上，“我有些記得。”他說，“那一天，我的伯父在焚燒文件時，我看見紙灰堆裏有一些小的沒有燒著的文件的紙邊是這種特殊的顏色的。我在我伯父的屋子的地板上發現這張紙。我傾向於這樣的想法：它是從一疊紙裏掉下來的，所以沒被燒掉。紙上除了提到橘核外，恐怕對我們幫助不大。我想也許它是私人日記裏的一頁，毫無疑問字跡是我伯父的。”
福爾摩斯把燈移動了一下，我們兩人彎下身來觀看那張紙。紙邊參差不齊，的確是從一個本子上撕下來的。上端寫有“一八六九年三月”字樣，下麵是一些莫名其妙的記載，內容如下：
四日：赫德森來，抱著同樣的舊政見。
七日：把橘核交給聖奧古斯丁的麥考利、帕拉米諾和約翰·斯溫。
九日：麥考利已清除。
十日：約翰·斯溫已清除。
十二日：訪問帕拉米諾。一切順利。
“謝謝您！”福爾摩斯說著，同時把那張紙折疊起來還給客人，“現在您一分鍾都不能再耽擱了。我們甚至沒時間來討論您告訴我的情況。您必須馬上回家，開始行動。”
“我該怎麼做呢？”
“隻要做一件事，而且一定要刻不容緩立即就辦。您必須把給我們看過的這張紙放進您說的那個黃銅匣子裏，還要放一張便條，說明所有其他文件都已被您的伯父燒掉了，這是僅剩的一張。您一定要用能夠他們確信無疑的措詞。做完這一切以後，您必須馬上把黃銅匣子按信封上所說的放在日晷儀上。明白了嗎？”
“完全明白了。”
“現在不要想報仇之類的事。我想我們可以通過法律來達到那目的。既然他們已經布下了羅網，我們也應該采取相應措施。現在首要目的是消除威脅您的迫在眉睫的危險；其次才是揭穿秘密，懲處罪惡的集團。”
“謝謝您。”那年輕人說著就站起身來，穿上雨衣，“您給了我新的生命和希望。我一定按照您的指點去做。”
“您必須分秒必爭。與此同時，您首先必須照顧好您自己，因為我認為，毫無疑問有一種非常現實和氣近的危險正在威脅著您。您怎樣回去？”
“從滑鐵盧車站乘火車回去。”
“現在還不到九點鍾。街上人還很多，所以我想也許您能平安無事。不過，無論怎樣，您嚴加小心都不會過分。”
“我有武器在身。”
“那就好。明天我就開始辦這案子。”
“那我就在霍爾舍姆等著您？”
“不，您這案件的奧秘在倫敦，我將在倫敦尋找線索。”
“那麼我過一天，或者兩天再來看您，告訴您有關那銅匣子和文件的消息。我將遵照您的指點逐一去辦。”他和我們握手告別。門外狂風依舊呼嘯不已。大雨瓢潑，簌簌不停地敲打著窗戶。這個離奇、凶險的故事似乎是隨著狂風暴雨來到我們這裏的——它仿佛是強風帶到我們身上的一片落葉——現在又被暴風雨卷走了。
福爾摩斯默默地坐了一會兒，頭向前傾，凝注在壁爐紅彤彤的火焰上。隨後他點燃了煙鬥，背靠坐椅，望著藍色煙圈一個接著一個地嫋嫋升向天花板。
“華生，我想我們經曆的所有案件中沒有一件比這個更稀奇古怪的了。”他終於做出了一個判斷。
“除了‘四簽名’案外，也許是這樣。”
“嗯，對了，除此之外，也許是這樣。可是在我看來，這個約翰·奧彭肖似乎是正麵臨著比舒爾托更大的危險。”
“但是，你對這是什麼樣的危險是否有任何明確的看法？”我問道。
“它們的性質是沒疑問的。”他回答說。
“那它們是怎麼回事？誰是這個K。K。K。？他為什麼要一直糾纏這個不幸的家庭呢？”
福爾摩斯閉上了眼睛，兩肘靠在椅子的扶手上，指尖合攏在一起，說道：“對於一個理想的推理家來說，一旦有人向他指明一個事實的一個方麵以後，他不僅能從這一個方麵推斷出導致這個事實的各個方麵，而且能夠推斷出由此將會產生的一切後果。正如居維葉，經過深思默想就能根據一塊骨頭準確地描繪出一頭完整的動物一樣。一個觀察家，既然已經徹底了解一係列事件中的一環，就應能正確地說明前前後後的所有其他的環節。我們還沒有掌握唯有理性才能獲得的結果。問題隻有通過研究才能得到解決，企圖憑借直覺解決問題的人是會失敗的。不過，要使這種藝術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推理家就必須善於利用他已經掌握的所有事實，這個你不難理解，其本身就意味著要掌握一切知識。而要做到這一點，即使在有了免費教育和百科全書的今天，多少也還是一種難得的成就。一個人要掌握對他工作可能有用的全部知識，倒也未必是絕對不可能。我本身就一直在努力，如果我沒記錯的話，在我們結交之初，你曾有一次十分準確地指出了我的局限性。”
“對。”我回答道，不禁笑了，“那是一張挺有趣的記錄表。我記得：哲學、天文學、政治學，打了零分；植物學，說不準；地質學，就倫敦五十英裏內任何地區的泥跡而言，算得上造詣很深；化學，很獨特；解剖學，沒有係統；關於驚險文學和罪行記錄是無與倫比的；是小提琴音樂家、拳擊手、劍術運動員、律師；是服用可卡因和吸煙的自我毒害者。我想，這些都是我分析的要點。”
聽到最後一項時，福爾摩斯嘻嘻地笑了。
“嗯。”他說，“就像我過去說的一樣，我現在還是要說：一個人應當給自己頭腦的小小閣樓裏裝滿一切他可能需要使用的，其餘的東西都可以放到他的藏書室裏去，需要的時候，隨時取用即可。現在，為了今晚我們接受的這樣一樁案件，我們肯定要把我們所有的資料都集中起來。勞駕把你身邊書架上的美國百科全書裏K字部的那一冊遞給我。謝謝！讓我們考慮一下形勢，看看從中可能作出什麼樣的推論。首先，我們可以從一個有充分根據的假定開始——奧彭肖上校是因為某種有力的原因而離開美國的。到了他那樣年紀的人是不會改變他全部習慣的，他也不會心甘情願地放棄佛羅裏達宜人的氣候而回到英國來過鄉鎮的寂寥生活的。他對英國的孤獨生活那樣極為罕見的喜愛暗示著他心中懼怕某人、某事，因此我們不妨作出一個有用的假設，認為他是出於對某人、某事的恐懼被迫離開美國。至於他怕的是什麼，我們隻能從其他和他的幾個繼承人接到的那幾次可怕的信件來推斷。你注意那幾封信的郵戳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