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大概地看了一遍我積存的從一八八二年至一八九〇年間福爾摩斯探案的筆記和記錄時，我發現擺在我眼前的離奇有趣的材料浩如煙海，實在太多了，一時間竟不知如何取舍是好。有些案件通過報紙已經廣為流傳，但也有些案件缺乏可供我的朋友盡情發揮其出類拔萃的才能的餘地，而我朋友的這種卓越才能正是那些報紙極想報道的主要題材。還有些案件讓他的擅長分析的本領無法施展，正像有些故事一樣，成為有頭無尾的了。又有一些案件，他僅搞清楚了一部分，對其情節的剖析隻是出於推測或臆斷，而不是以他所珍視的、準確無誤的邏輯論證為依據。在上述最後一類案件中，有一個案件情節異常、結局離奇，讓我不禁想敘述一番，盡管跟這樁案子有關的一些真相從未弄明白過，而且也許是永遠也弄不明白的。
一八八七年，我們經手了一係列頗為有趣和趣味不大的案件，有關這些案件的記載，我都保留著。在這一年十二個月記錄的標題中，有關於如下各案的記載：“帕拉多爾大廈案”“業餘乞丐團案”，這個業餘乞丐團在一個家具店庫房的地下室擁有一個窮奢極侈的俱樂部；“美國帆船‘索菲·安德森’號失事真相案”；“格賴斯·彼得森在烏法島上的破案”；還有“坎伯韋爾放毒案”。記得在最後一案裏，當福爾摩斯給死者的表上發條時，發現該表在兩小時前就曾被上緊了發條，從而證明在那段時間裏死者已上床就寢。這一推論對於弄清案情至關重要。所有這些案件，有朝一日我也許會略述其梗概，但是其中沒有一個案件比我現執筆描述的有著一連串撲朔迷離的情節更加怪誕不經的案件。
那時正值九月下旬，秋分時節，暴風雨猛烈異常。一整天狂風怒號，苦雨擊窗，甚至在這偉大的人類用雙手建造起來的倫敦城內，在這時刻我們也失去了從事日常工作的心情，不得不承認偉大的自然界威力的存在。它猶如鐵籠中未經馴服的猛獸，透過人類文明的柵欄向人類怒吼。隨著夜幕的降臨，暴風驟雨也更為猛烈。風時而大聲呼嘯，時而低沉飲泣，頗似從壁爐煙囪裏發出了嬰兒哭泣聲。福爾摩斯坐在壁爐的一端，心情憂鬱，正在編製罪案記錄互見索引；我則坐在另一端，埋頭閱讀克拉克·拉塞爾著的一本精彩的有關海洋的小說。這時屋外狂風咆哮，瓢潑大雨漸漸變成海浪似的衝擊，仿佛和小說的主題互相呼應，混成一體了。那時我妻子正回娘家省親，所以這幾天來我又成了我那貝克街故居的舊客。
“嘿。”我說，抬頭望了望我的同伴，“確實是門鈴響。今夜誰還能來？也許是你哪位朋友吧？”
“除了你，我哪還有什麼朋友？”他回答道。“我並不鼓勵人們來訪。”
“那是位委托人吧？”
“如果是委托人，案情一定非常嚴重。如果不嚴重，此時此刻誰肯出來。但我覺得這人更有可能是咱們房東太太的親密朋友。”
福爾摩斯猜錯了，因為過道上響起了腳步聲，接著就響起了敲門聲。他伸出長臂把照亮他自己的那盞燈轉向那張客人一定會就座的空椅子一邊，然後說：“進來吧。”
進來的是個年輕人，大約二十二歲左右，穿著考究，服飾整潔，舉止大方，彬彬有禮。他手中的雨傘水泄如注，身上的長雨衣閃爍發亮，這些都說明他一路上經曆的風吹雨打。他在燈光下焦急地向四周打量了一下。這時我看出他的臉色蒼白，雙目低垂，一個被某種巨大的憂慮壓得喘不過氣來的人往往如此。
“我應當向您道歉。”他邊說邊戴上一副金絲夾鼻眼鏡，“我希望我不會打擾您！我擔心我已經把從暴風雨裏帶來的泥水玷汙了您整潔的房間。”
“把您的雨衣和傘都給我。”福爾摩斯說，“把它們掛在鉤子上，一會兒就會幹的。我想，您是從西南來的吧。”
“是的，從霍爾舍姆來的。”
“從粘在您鞋尖上混合在一起的黏土和白堊上，我就很清楚地知道您是從那裏來的了。”
“我是專程來向您請教的。”
“這我很容易做到。”
“而且還要請您幫助。”
“那可就不總是那麼容易了。”
“我聞您大名已久，福爾摩斯先生。我聽普輪德加斯特少校說過，您是怎樣把他從坦克維爾俱樂部醜聞案件中拯救出來的。”
“啊！不錯。人家誣告他用假牌行騙。”
“他說您能解決任何問題。”
“他說得太過了。”
“他還說您是常勝將軍。”
“我曾失敗過四次——三次敗給幾個男人，一次敗給一個女人。”
“可這同您無數次的勝利是不可同日而語的。”
“不錯，一般地說，我還是成功的。”
“那麼，對於我的事，您可能也會成功的。”
“請您把椅子挪得離壁爐近一些，講一講您這件案子的細節。”
“這不是一個尋常的案子。”
“到我這裏來談都是不尋常的案子。我這裏成了最高上訴法院。”
“可是，先生，我想問您，在您的經驗中，有沒有聽說過比我家族中發生的一連串更為神秘、更難解釋的事故？”
“您說的讓我很感興趣，”福爾摩斯說道，“請您先告訴我們一些主要事實，隨後我會把我認為最要緊的細節提出來問您。”
那年輕人朝前挪了下椅子，把兩隻穿著潮濕鞋子的腳伸向爐火邊。
他說：我叫約翰·奧彭肖。據我的理解，我自己本身跟這樁可怕的事件沒有多大關係。那是上一代遺留下來的問題，因此，為了讓您對這事有個大概的了解，我必須從這一事件的開端說起。
您要知道，我祖父有兩個兒子——我的伯父伊萊亞斯和我的父親約瑟夫。我父親在康文特裏開設一座小工廠，在發明自行車期間，他擴展了這個工廠，並享有奧彭肖防破車胎的專利權，因此生意十分興隆，這就使他後來能夠把工廠出讓，依靠一筆巨款過著富裕的退休生活。
我的伯父伊萊亞斯年輕時僑居美國，是佛羅裏達州的一個種植園主。據說他經營得很不錯。南北戰爭期間，他在傑克遜麾下作戰，後來隸屬胡德部下，升任上校。南軍統帥羅伯特·李投降後，他解甲歸田，重返他的種植園，在那裏又住了三四年。大約在一八六九或一八七〇年，他回到歐洲，在蘇塞克斯郡霍爾舍姆附近購置了一小塊地產。他在美國曾發過大財，他之所以離美返英，是因為他厭惡黑人，也不喜歡共和黨給予黑人選舉權的政策。他是個很怪癖的人，凶狠急躁，發怒時言語粗鄙，性情相當孤僻。自從他定居霍爾舍姆後的這些年月裏，他深居簡出，我不知道他是否涉足城鎮。他擁有一座花園，房子周圍有兩三塊田地，他可以在那裏鍛煉身體，可他卻往往幾個星期都足不出戶。他狂飲白蘭地酒，而且煙癮很大，但是他不喜歡社交，不要任何朋友，甚至連自己的胞弟也都不想來往。
他並不關心我；但實際上，他還是喜歡我的，因為他初見我時，我不過是個十一二歲的小孩子。那是一八七八年，他已回國八、九年了。他央求我父親讓我跟他住一起，他以他自己的方式來疼愛我。當他清醒不醉時，喜歡同我一起鬥雙陸、玩象棋。他還讓我代表他跟傭人和一些生意人打交道。所以到我十六歲時，儼然已成為一個小當家的了。我掌管所有的鑰匙，我可以隨心所欲地到我想去的任何地方，做我想做的任何事情，隻要不打擾他的隱居生活即可。不過，也有一個奇特的例外，那就是，在閣樓那一層有著許多房間，而唯獨其中一間堆存破舊雜物的房間，常年加鎖，無論是我海上他任何人，都嚴禁入內。我曾經懷著一個男孩子的好奇心，從鑰匙孔向屋內窺視。可是除了預料中堆存著的一大堆破舊箱籠和大小包袱之外，什麼都沒有。
有一天，那是一八八三年三月，一封貼有外國郵票的信放在上校的餐盤前麵。對他來說，一封來信是件異乎尋常的事，因為他的賬單都用現款支付，他也沒有一個朋友。
‘從印度來的！’他一邊拿起信，一邊詫異地說道，‘本地治裏的郵戳，這是怎麼回事？’
在他急忙拆開信封時，五個又幹又小的橘核忽地蹦了出來嗒嗒地落在盤子裏。我正待張嘴發笑，一看他的臉，我的笑容頓時從我的唇邊消失了。隻見他咧著嘴唇，雙眼突出，麵如死灰，直瞪瞪地瞧著顫抖的手中仍舊拿著的那個信封。
‘K。K。K。！’他尖叫起來，接著喊道，‘天哪，天哪，罪孽難逃呀！’
‘伯伯，怎麼啦？’我叫道。
‘死亡！’說著，他從桌旁站起身來，回到他自己的房間，剩下我在那裏害怕地心驚肉跳。我拿起那信封，發現信封口蓋的裏層，也就是塗膠水的上端，有三個用紅墨水潦草地寫的K字。此外，除了那五個幹癟的橘核，別無他物。是什麼原因讓他嚇得魂飛魄散呢？我離開餐桌上樓時，正好碰見他下樓來，他一手拿著一把舊得生了鏽的鑰匙——這一定是樓頂專用的了，另一手卻拿著一個像錢盒似的小黃銅匣。
‘他們愛怎樣就怎樣吧，可我仍將戰勝他們。’他發誓賭咒地說道，‘叫瑪麗今天給我房間裏的壁爐升火，再派人去請霍爾舍姆的福德姆律師來！’
我照他的吩咐去辦了。律師來到時，我被召喚到他的房間裏。爐火熊熊，在壁爐的爐柵裏有一堆黑色蓬鬆的紙灰燼。那黃銅箱匣放在一旁，敞著蓋，裏麵空空如也。我瞧了那匣子一眼，大吃一驚，因為那匣子蓋上印著我上午在信封上見到那三個K字。
‘約翰，我希望你，’我伯父說道，‘作我的遺囑見證人，我把我的產業，連帶它的一切有利和不利，留給我的兄弟——也就是你的父親。無疑以後你父親又會遺留給你的。如果你能平安無事地享有它們，自然是好。不過，如果你發覺不能，那麼，孩子，我勸你把它留給你的死敵。我很遺憾給你留下這樣一個具有雙重意義的東西，但我也真說不上事情會向哪個方向發展，請你按照福德姆律師上指給你的地方在遺囑簽上你的名字吧。’
我在律師指的地方簽了名，之後律師就把遺囑帶走了。您可以想象，這件奇特的事給我的印象極為深刻。我反複思量，多方揣摩，還是無法明白其中奧秘。可是這件事留下來的模模糊糊的恐怖感覺卻始終難於擺脫，雖然隨著時光流逝，不安之感逐漸緩和，而且也沒有發生任何幹擾我們日常生活的事。但我仍能看出我的伯父從此舉止異常。他酗酒狂飲更甚於往日，並且更加不願意置身在任何社交場所。他的大部分時間都消磨在自己的深室之內，而且室內門上還上了鎖；但是他有時又像酒後發狂，從屋子裏一衝而出，手握左輪手槍，在花園中狂奔亂跑，尖聲叫喊，說什麼他誰也不怕，還說不管是人是鬼，誰也不能把他像綿羊似地圈禁起來。等到這陣激烈的突然發作過去以後，他又心慌意亂地急急跑回房間，把門鎖起來，還插上門閂，好像一個內心深處滲透了恐懼的人，無顏再虛張聲勢地裝下去。在這種時刻，即便在寒冬臘月，我見到他的臉也都是冷汗涔涔、濕漉漉的，似乎剛從洗臉盆裏抬起頭來。
噢，福爾摩斯先生，現在說說這事的結局吧，不能再辜負您的耐性了。有一夜，他又撒了一回酒瘋，突然跑出去，可是這一回，卻是一去不複返了。我們去尋找他時，發現他麵朝下摔跌在花園一端的一個泛著綠色的汙水坑裏，我們並未發現施行任何暴力的跡象，坑水也不過兩英尺深，因此，鑒於他平日的古怪行徑，陪審團這斷定為‘自殺’事件。可是我素來知道他是個怕死的人，難於相信他會跑出去自尋短見。盡管如此，事過境遷，我父親繼承了他的地產，以及他存在銀行裏的大約一萬四千鎊存款。
“等等。”福爾摩斯插話說，“我想您說的這案情將是我聽到的最離奇的一件案子。請告訴我您伯父接到那封信的日期以及他的被信以為真的自殺日期。”
“收到來信的時間是一八八三年三月十日，他的死是在七個星期後的五月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