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郭紹虞編著的《語文通論》與《學文示例》
（開明書店版）這兩部書出版雖然已經有好幾年，但是抗戰結束後我們才見到前一部書和後一部書的下冊，所以還算是新書。《語文通論》收集關於語文的文章九篇，著者當作《學文示例》的序。《學文示例》雖然題為“大學國文教本”，卻與一般國文教本大不相同。前一部書裏討論到中國語文的特性和演變，對於現階段的白話詩文的發展關係很大，後一部書雖然未必是適用的教本，卻也是很有用的參考書。
《語文通論》裏《中國語詞之彈性作用》，《中國文字型與語言型的文學之演變》，《新文藝運動應走的新途徑》，《新詩的前途》，這四篇是中心。《文筆再辨》分析“六朝”時代的文學的意念，精詳確切，但是和現階段的發展關係比較少。這裏討論，以那中心的四篇為主。郭先生的課題可以說有三個。
一是語詞，二是文體，三是音節。語詞包括單音詞和連語。郭先生“覺得中國語詞的流動性很大，可以為單音同時也可以為複音，隨宜而施，初無一定，這即是我們所謂彈性作用”
（二麵）。他分“語詞伸縮”，“語詞分合”，“語詞變化”，“語詞顛倒”四項，舉例證明這種彈性作用。那些例子豐富而顯明，足夠證明他的理論。筆者尤其注意所謂“單音語詞演化為複音的傾向”（四麵）。筆者覺得中國語還是單音為主，先有單音詞，後來才一部分“演化為複音”，商朝的卜辭裏絕少連語，可以為證。但是這種複音化的傾向開始很早，卜辭裏連語雖然不多，卻已經有“往來”一類連語或詞。《詩經》裏更有了大量的疊字詞與雙聲疊韻詞。連語似乎以疊字與雙聲疊韻為最多，和六書裏以形聲字為最多相似。筆者頗疑心雙聲疊韻詞本來隻是單音詞的延長。聲的延長成為雙聲，如《說文》隻有“蟋”字，後來卻成為“蟋蟀”；韻的延長成為疊韻，如“消搖”，也許本來隻說“消”一個音。書中所舉的“玄黃”、“猶與”等雙聲連語可以自由分用（二三麵），似乎就是從這種情形來的。
但是複音化的語詞似乎限於物名和形況字，這些我們現在稱為名詞、形容詞和副詞；還有後世的代詞和聯結詞（詞類名稱，用王了一先生在《中國現代語法》裏所定的）。別的如動詞等，卻很少複音化的。這個現象的原因還待研究，但是已經可以見出中國語還是單音為主。本書說“複音語詞以二字連綴者為最多，其次則三字四字”（三麵）。雙聲疊韻詞就都是“二字連綴”的。三字連綴似乎該以上一下二為通例。書中舉《離騷》的“忄屯鬱邑餘亻宅傺兮”，並指出“忄屯與鬱邑同義”（一八麵），正是這種通例。這種複音語詞《楚辭》裏才見，也最多，似乎原是楚語。後來五七言詩裏常用它。我們現在的口語裏也還用著它，如“亂哄哄”之類。四字連綴以上二下二為主，書裏舉的馬融的《長笛賦》“安翔駘蕩，從容闡緩”等，雖然都是兩個連語合成，但是這些合成的連語，意義都相近或相同，合成之後差不多成了一個連語。書裏指出“辭賦中頗多此種手法”（二○麵），筆者頗疑心這是辭賦家在用著當時口語。現代口語裏也還有跟這些相近的，如“死乞白賴”、“慢條斯理”之類。不過就整個中國語看，究竟是單音為主，二音連語為輔，三四音的語詞隻是點綴罷了。
郭先生將中國文體分為三個典型，就是“文字型，語言型，與文字化的語言型”（六六麵）。他根據文體的典型的演變劃分中國文學史的時代。“春秋”以前為詩樂時代，“這是語言與文字比較接近的時代”。文字“組織不必盡同於口頭的語言”，卻還是經過改造的口語；“雖與習常所說的不必盡同，然仍是人人所共曉的語言”。這時代的文學是“近於語言型的文學”（六八至六九麵）。古代言文的分合，主張不一；這裏說的似乎最近情理。“戰國”至兩漢為辭賦時代，這是“漸離語言型而從文字型演進的時代，同時也可稱是語言文字分離的時代”。郭先生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