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中國文學史上一個極重要的時代，因為是語文變化最顯著的時代。此種變化，分為兩途：其一，是本於以前寡其詞協其音，改造語言的傾向以逐漸進行，終於發見單音文字的特點，於是在文學中發揮文字之特長，以完成辭賦的體製，使文學逐漸走上文字型的途徑；於是始與語言型的文學不相一致。其又一，是借統一文字以統一語言，易言之，即借古語以統一今語，於是其結果成為以古語為文辭，而語體與文言遂趨於分途。前一種確定所謂駢文的體製，以司馬相如的功績為多；後一種又確定所謂古文的體製，以司馬遷的功績為多。（六九至七○麵）“以古語為文辭，即所謂文字化的語言型”（七一麵）。這裏指出兩路的變化，的確是極扼要的。魏晉南北朝是駢文時代，“這才是充分發揮文字特點的時代”，“是以文字為工具而演進的時代”（七二麵）。
“文字型的文學既演進到極端，於是起一個反動而成為古文時代”，隋唐至北宋為古文時代。書中說這是“托古的革新”。“古文古詩是準語體的文學，與駢文律詩之純粹利用文字的特點者不同”。南宋至現代為語體時代，“充分發揮語言的特點”，“語錄體的流行，小說戲曲的發展，都在這一個時代，甚至方言的文學亦以此時為盛。”這“也可說是文學以語言為工具而演進的時代”（七三至七四麵）。語體時代從南宋算起，確是郭先生的特見。他覺得：
有些文學史之重在文言文方麵者，每忽視小說與戲曲的地位；而其偏重在白話文方麵者，又抹煞了辭賦與駢文的價值。前者之誤，在以文言的餘波為主潮；後者之誤，又在強以白話的伏流為主潮。（七四麵）這是公道的評論。他又說“中國文學的遺產自有可以接受的地方（辭賦與駢文），不得僅以文字的遊戲視之”，而“現在的白話文過度的歐化也有可以商榷的地方，至少也應帶些土氣息，合些大眾的脾胃”。他要白話文“做到不是啞巴的文學”（七五麵）。書中不止一回提到這兩點，很是強調，歸結可以說是在音節的課題上。他以為“運用音節的詞，又可以限製句式之過度歐化”（一一二麵），這樣“才能使白話文顯其應用性”（一一七麵）。他希望白話文“早從文藝的路走上應用的路”，“代替文言文應用的能力”，並“顧到通俗教育之推行”（八九麵）。
筆者也願意強調白話文“走上應用的路”。但是郭先生在本書自序的末了說：
我以為施於平民教育，則以純粹口語為宜；用於大學的國文教學，則不妨參用文言文的長處；若是純文藝的作品，那麼即使稍偏歐化也未為不可。（《自序》四麵）這篇序寫在三十年。照現在的趨勢看，白話文似乎已經減少了歐化而趨向口語，就是郭先生說的“活語言”，“真語言”
（一○九麵），文言的成分是少而又少了。那麼，這種辨別雅俗的三分法，似乎是並不需要的。
郭先生特別強調“中國文學的音樂性”，同意一般人的見解，以為歐化的白話文是“啞巴文學”。他對中國文學的音樂性是確有所見的。書中指出古人作文不知道標點分段，所以隻有在音節上求得句讀和段落的分明；駢文和古文甚至戲劇裏的道白和語錄都如此，駢文的勻整和對偶，古文句子的短，主要的都是為了達成這個目的。而這種句讀和段落的分明，是從誦讀中覺出（三八至三九麵，又《自序》二至三麵）。但是照晉朝以來的記載，如《世說新語》等，我們知道誦讀又是一種享受，是代替唱歌的。郭先生雖沒有明說，雖然也分到這種情感。他在本書自序裏主張“於文言取其音節，於白話取其氣勢，而音節也正所以為氣勢之助”（三麵），這就是“參用文言文的長處”。書中稱讚小品散文，不反對所謂“語錄體”，正因為“文言白話無所不可”（一○四至一○八麵），又主張白話詩“容納舊詩詞而仍成新格”（一三二麵），都是所謂“參用文言文的長處”。但是小品文和語錄體都過去了，白話詩白話文也已經不是“啞巴文學”了。自序中說“於白話取其氣勢”，在筆者看來，氣勢不是別的，就是音節，不過不是駢文的鏗鏘和古文的吞吐作態罷了。朗誦的發展使我們認識白話的音節，並且漸漸知道如何將音節和意義配合起來，達成完整的表現。現在的青年代已經能夠直接從自己唱和大家唱裏享受音樂，他們將音樂和語言分開，讓語言更能盡它的職責，這是一種進步。至於文言，如書中說的，駢文“難懂”，古文“隻適宜於表達簡單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