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高知府親自到現場查驗。原來是在山下鬥毆，並不是在室內；經調查得知，兵總也沒有眷屬。由此看來，純屬誣告。於是定案，立即將人犯當眾絞死。當地居民感到大快人心，巡撫也表揚高知府有見識。奏聞朝廷，朝廷批複說：“可”。
道光二年（1821年），葡萄牙的兵船炮傷我中國百姓二人性命，然後逃回本國，竟然沒有能依法處置，隻是通知他們國家就近正法罷了。這個案子如果不迅速處決，那必然和前一個案子一樣，不了了之。
（50）實地丈量依法處置貧民互爭沙田案件
廣東沿海南部番禺、東順、新鄉各縣，都有沙田，貧民就近受耕。按照規定，一人不超過一頃。一家幾口，按照人頭分給田地，這個規定本來是很好的。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問題就出來了。當地裏胥借機向百姓勒索；富家放貸給貧民，往往兼並他們的沙田，詐稱承耕；奸民又從中搗鬼，事情搞得一團糟。有的一塊地多次更名，有的一頃謊報多頃。你轉給我，我轉給你，轉來轉去，上下蒙蔽。朝廷規定按人計算，一人一頃，本是愛民之舉。怎麼能容忍這些中介人囤積居奇，壟斷土地呢？真可歎啊！
高知府奉命到烏洲崗丈量土地麵積，當地人為土地爭執告狀的，共有三萬多戶，沙田三千七百多頃。有一個奸民叫梁奇略的，一人竟然買地多達一百六十多頃。案件堆積如山，數不勝數。
高知府先令地主各自在自己家田地邊立起標竿，標明有田地多少頃，並四至界限寫在竿上。如兩家有爭議的，則標明所爭議的具體位置；如三四家、七八家共同有爭議的，都一一寫明，等候丈量“到丈量的時候，他督同番禺、香山兩縣令，帶著丈量一人，記錄一人，召地主帶來去丈量”每丈量一頃，記錄員就記錄一頃，並將四至界限畫在圖紙上“丈量結束後，如與標竿上標明的數字相符，就讓他們上報墾田日期，時間在前的斷其耕種，時間在後的注銷其麵積”總計互相有爭執的田麵積達三千七百餘頃，丈量下來，實際麵積隻有一千六百餘頃“這就是因為互相爭執慌報麵積，虛報浮誇所造成的”經過查驗地契，仍然是一千六百餘頃“幾十年的土地爭執，就這樣清楚地了結了。高知府告誡他們，今後嚴禁再互相爭執田地，大家都諾諾稱謝而離開。
有個姓謝的貢生，他的兩個兒子都是番禺縣學的學生。高知府突然問他：“查番禺有公田二千八百畝，在乾隆年間租給你家耕種，每畝應交花息八錢；乾隆十九年（1784年），你家以田瘦薄為由退耕。這公田本來是在烏洲崗，現在田在何處？”謝貢生回答說：“不知道。”高知府又說：“你家於乾隆五十二年（1786年），報墾沙田二千，田的在，田番禺縣來的田？如來的田墾的田，來的田？請為我指明。如不能實指，那新墾田一定是原來的公田。如是原來的公田，仍然應該納人公田，你怎麼能霸占呢？”
謝貢生聽了後大驚，於是，請求歸還公田。高知府算了算，三十年花息，應交白銀六萬六千多兩，仍然應屬廣州府征收。這樣做，是為了戒除侵吞假冒。
這件事，人們都感到驚奇：知府大人怎麼了解得這麼詳細？高知府卻說：“其實，我隻不過是在檢查舊檔案時，無意中知道有這種事情罷了。前麵所說的同一宗田地卻多次更名，就是像公田這種事。”
還有，東莞縣沙田最多，大多被富豪冒領。他們互相之間，多次打官司都沒能解決。高知府去現場查勘，秉公丈量，把互相之間田地的界限劃定，官司就平息了。
有一位高官，與巡撫是同科進士，他冒領民田數十頃，坐享其利。聽說高知府主管這事，他就求巡撫讓高知府給予他方便。巡撫沒有轉達他的意思。高知府一一腳踏手指，實地勘查。凡是冒領的，全部查明，並歸還百姓，達官貴人們也沒有什麼辦法。總督聽說那位達官求巡撫說情後說：“巡撫是一定不會說情的；即使說情，高知府也決不會照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