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獨立、富強的中國以完成革命、實現國家現代化為前提，這樣的現代性訴求，積聚在五四主流作家的心底，也是使文學臣服於民族解放的道義的律令。自民國初年至30年代，連綿不斷的內亂外侮，由於富強夢想的破滅而引起絕望，但在道義力量的驅使下，對現代性的渴求轉化為一種想象的現實，繼而又轉化為道義熱狂支使下的抉擇與行動。既然這文學、文化的阿基米德支點成為一種集體訴求，反映在小說形式上，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小說現代性仍未完成。其間不斷把傳統小說劃入“整理國故”的研究範圍，把“舊派”小說一律斥之為“章回小說”，至20年代末“左派”內部甚至清算魯迅的小說，都意味著理想中的現代小說的缺失，換言之仍虛席以待的是小說的現代性。另一方麵，小說與現代性想象之間的界線越來越模糊，形式成為使現實合法化的權威的軀殼，當群眾運動波瀾壯闊，越來越成為曆史的實體時，如何塑造革命主體，把小說敘述體本身作為曆史“必然性”的開展，成為“革命文學”的追求目標。雖然關於世界“進化”的意識形態從晚清以來就已經滲入中國文學，即使在《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官場現形記》等“譴責小說”裏，反映社會黑暗、政治腐敗，正包含著中國必須“進化”、必須“革命”的思想。但黑格爾式的“世界精神”滲透到現代小說裏，中國小說成為19世紀以來世界曆史意識的載體，還要到20年代後期，有待於中國社會內部運動和階級矛盾的進一步激化及社會力量的進一步組織和動員，茅盾首先在小說中嚐試將“時代女性”作為這種曆史運動的載體，即在這方麵扮演了一個“接軌”的角色，盡管一再如堂吉訶德般受到“形式”的嘲弄。
這種現代性代碼，用茅盾的語彙，即所謂“時代性”。對“時代性”的追求，貫穿在他20年代的文學活動中——從理論到實踐、從他投筆從戎在“大革命”的洪流中體驗曆史的脈動到把握小說形式的動力、從《蝕》到《虹》一係列“時代女性”形象的變化。本書集中探究的是這些“時代女性”的形象塑造和“時代性”的理論及“革命”的曆史語境之間的關係，即1927年“大革命”失敗之後，當茅盾的個人存在、政治信仰及共產主義運動皆處於危機之際，作者將小說作為革命與自我的反省和救贖之具。當“革命”意義出現新的真空，他在自身情感和欲望的混沌世界中攀附精神升華的階梯，甚至憑借女性的指符重鑄語碼，因此他的小說創作所麵臨的中心課題是如何使之成為一種向“革命”開放的烏托邦形式，同時他的“時代性”理論經過急遽的裂變，終於在同左翼作家的激烈論戰中，融彙於馬克思主義的曆史觀，遂使其小說敘事展開象征不可阻遏的曆史方向，既飽含激情又指向受壓迫階級解放的“必然”目標，借此期盼“革命”的東山再起。在這樣的革命主體缺席的情況下，貫穿這些小說中的女性形象或明或晦地與“進化”時間意識發生密切關係，作為重新定義無產階級“革命”的過渡方式。
然而另一方麵，從《蝕》到《虹》，如其書名的隱喻所示，茅盾的革命之旅及女性肉身的狂想之間在思想、情感上所呈現的衝突，風雲詭異，歌哭無端。確實，與他的同代人相比，恐怕誰也沒能像茅盾那樣，在都市生活與女性欲望的體驗方麵與歐洲自然主義小說心靈感應，若合符契。當他處於地下狀態“賣文為生”時，其創作既臣服於印刷資本的商業機製，亦有心以城市“小資產階級”為理想讀者，因此孫舞陽、章秋柳等“時代女性”對革命的幻滅和追求，迷戀光景，放達不羈，那種獵奇而異質的個性表現給都市的青年讀者帶來刺激，卻遭到革命同行的嚴厲批評。在繼出的《虹》中，茅盾似乎清算了自然主義的殘餘影響，遂使梅行素的形象塑造成為他的贖罪之具；而由於對文學功利性的進一步實踐，文化上也出現了從“世界主義”向傳統回歸的跡象。小說吊詭地描繪了她在都市的自我完善過程，一方麵聽命於曆史的意誌而與時俱進，自覺地將她的“女性”和“母性”轉換成“革命”的代碼，另一方麵不斷通過自我反思和自我塑造，並“適應”周遭環境，遂開創中國式“成長小說”的類型。小說成功地、不無犧牲地憑借愛欲與曆史的動力突破了五四的絕望與自我封閉的心態，而使長篇小說轉化為開放的形式。如本書所揭示，茅盾一再借女性身體構築召喚曆史的神聖祭壇，卻遭到“欲望語言”的反叛，與“鋪展一線性的前進史觀”相反，一再出現“曆史輪回的軌跡”。女性指符如斑斕的棱鏡，折射出一個男性作家的革命想象與疑慮、苦悶與希望；也如色彩繽紛的舞台，演出“時代性”的詭譎意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