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劍雄
好奇是人類的天性，求生是人類的本能。原始時代的人類生產能力極其有限，生存能力低下，隻能經常性地、無目的地遷徙。在此過程中，應該有大量自覺與不自覺的探險經曆。可惜年代久遠，當時又沒有文字記載，所以即使是世界上一些文明古國或擁有輝煌古代文明的民族，也沒有留下早期的探險記錄。
司馬遷在《史記·五帝本紀》中稱黃帝“東至於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於空桐，登雞頭。南至於江，登熊、湘。北逐葷粥，合符釜山，而邑於涿鹿之阿。遷徙往來無常處，以師兵為營衛”。黃帝的蹤跡東至山東半島，西至今甘肅，北至今內蒙古，南至湘江流域。如果將此記載看成一個以黃帝或其部落為首領的部落聯盟的活動的話，其中應該有不少探險事跡，隻是當事人未必有自覺的意識，或者雖有而未留下記載。
不過從《山海經》的內容可以看出，古人並非沒有探險，也不是完全沒有記錄。學者對《山海經》的成書年代的看法分歧很大，但最遲不會晚於西漢，其中包含的原始資料則可以追溯到很早的時代。一般認為，《山海經》所記述的地理空間基本不超過今國界，但涉及的範圍卻相當廣闊，自然包括了不少境外的奇聞趣事，其中總該有得於記錄者直接的經曆。從這一意義上說，《山海經》是中國早期探險記錄的彙編。如果認為《山海經》的內容過於荒渺，那麼在內地，甚至沿海發現的和田玉則是實實在在的存在，說明早在新石器時代，已經有人將產於昆侖山的玉石運到數千公裏之外，其中肯定有不少探險故事。
《穆天子傳》盡管未必是周穆王的經曆或當時的記載，但至少反映了先秦時代中原人對西方的向往。而其中記錄的內容，也或多或少顯示了當時人的地理知識和豐富想象。昆侖山、西王母被神化，固然與人們的願望有關，但不能完全脫離現實的基礎，說明當時的人還習慣於向外界尋求精神和物質財富。生活在戰國後期的屈原，盡管遊蹤有限，但從他的作品中卻不難看出他的探險精神。在公元前221年完成一統大業的秦始皇，雖然正式建立了中央集權的皇帝體製，卻是皇帝中為數不多的旅遊和探險愛好者，對自己統治範圍以外的地方也有濃厚的興趣。在滅六國後，他幾乎沒有停止過全國性的巡遊，最終死在途中。在他的鼓勵和支持下，一批方士揚帆遠航，雖然他們始終沒有為秦始皇找到不死藥和神仙，卻由徐福完成了一次至少有數千人的大規模移民。
漢武帝時代的開疆拓土一度激活華夏諸族的外向意識，被譽為中國第一探險家的張騫，正是奉武帝的政治使命，嚐試聯絡已遷至中亞的月氏夾擊匈奴，才意外取得“鑿空”———通西域的偉大成果，將中原人的足跡遠推到大宛、烏孫、大月氏、大夏、康居、安息、身毒等地（今新疆和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伊朗、印度、巴基斯坦等國），所了解的地理知識範圍更大。而武帝本人也步秦始皇後塵，在國內廣泛巡遊，並且特別鍾情於邊境和海濱，顯示了他對外界的強烈向往。
但秦始皇、漢武帝式的帝王從此成為千古絕響，隨著中央帝國的鞏固和疆域的擴展，由皇帝到臣民，對境外的興趣越來越淡薄。從政治、經濟、文化、地理等各方麵因素考察，這種現象的出現不是偶然的。從漢朝至清朝中期，中國都是亞洲乃至世界最強大、疆域最遼闊的國家。特別是在東亞漢字文化圈內，朝鮮、越南等政權都是中國的藩屬，日本也深受中國文化的影響，直到明治維新時還無法望中國的項背。太平洋、青藏高原、橫斷山脈、歐亞大草原給中國提供了一個相對封閉的地理環境。直到16世紀西方的遠洋船接近中國之前，還沒有外來勢力構成對中國的威脅。北方的遊牧民族雖然曾不止一次成為軍事上的征服者而入主中原，但最終無不成為文化上的被征服者。雖然中國的人口在12世紀突破1億，17世紀突破2億，19世紀突破4億，但完全可由本國出產的糧食供養。除少數奢侈品外，中國的物產中心能滿足全國的需要，對外貿沒有依賴。所以當英國向乾隆皇帝提出在北京設立常駐貿易代表時，理所當然地被斷然拒絕，除了體製上從無先例外，一個重要的依據是“天朝無所不有，無需仰賴外人”。儒家的“夷夏之辯”和“五服”學說，更加深了這樣一種觀念：天下再也沒有比中國更文明富裕的地方，除了華夏諸族和中原王朝的疆域之外，其他都是蠻夷之邦和要荒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