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處在這樣一個環境，中國人自然失去了向外尋求財富和文明的動力，更不會想到要到境外去旅遊或探險。就是在漢唐盛世，號稱中國曆史上最開放的時代，也隻是敞開大門讓境外的人進來，而不是同時允許甚至鼓勵自己的臣民走出去。在外貿發達的唐宋時代，外貿商人也主要來自外國。當西方商人已經敲響中國的大門時，明朝的反應是“片板不許下海”的禁令，以致福建沿海的商人隻能采取武裝走私的手段而成為“海盜”，甚至雇傭日本武士形成“倭寇”。盡管600年前鄭和率領當時世界上最龐大的船隊七次“下西洋”，遠達西亞、東非，卻連完整的檔案都沒有保存下來，更沒有像哥倫布那樣導致新大陸的“發現”。
與中國悠久的曆史，強大的國力，眾多的人口，發達的文化極不相稱的一個現象，是直到進入現代社會以前，中國始終沒有出現職業旅行家和探險家，現存的有關境外的記錄都是非職業旅行家和探險家的副產品。例如，張騫、《中天竺國行記》作者王玄策、《真臘風土記》作者周達觀、《西域行程記》作者陳誠、《異域錄》作者圖理琛是外交官；《佛國記》（《法顯傳》）作者法顯、宋雲，《大唐西域記》作者玄奘是往西域取經的虔誠佛教徒；《經行記》的作者杜環是恒羅斯之戰的俘虜，《長春真人西遊記》的作者李誌常是奉召謁見成吉思汗的道士丘處機的隨員。他們的記載往往是世界上現存最早的或唯一的，如《大唐西域記》中有關今阿富汗境內巴米揚大佛的描述，不僅證實了大佛建造於公元7世紀，而且還給今人提供了附近另有一尊臥佛的重要信息。要是沒有《真臘風土記》對吳哥城的記載，這座古城也許會繼續掩埋在熱帶叢林中。這些記載的產生和保存也有偶然性，如玄奘返國後就要翻譯佛經，要不是唐太宗專門下令，就不會撰寫《大唐西域記》。《島夷誌略》作者汪大淵或許是例外，他是因“好遊”才多次出國的，不過他有幸搭乘外國商船，否則就隻能夢遊或臥遊了。
真正的異數是徐霞客，他是唯一稱得上職業旅行家和探險家的人物，並且留下了具有非常高地理學成就的著作《徐霞客遊記》。但他的成就得益於一係列特殊因素：科場失意使他不得不絕意功名，富裕的家境使他能有充足的旅費，能幹的母親使他無家累之憂，對知識分子的優待使他能在旅途享受不少公費或私人接待，友人中的名流使他的著作能在身後流傳，現代地學家丁文江的發現和表彰使他的地理學成就得到肯定和發揚。隻要缺少一點，或許就沒有今天大家了解的徐霞客了。不過徐霞客的足跡沒有超出當時兩京十三布政使司的範圍，連西藏也沒有到，更不可能出國探險，這也是曆史的局限所致。
這並不是說中國古代不具備實施探險的能力。至元十七年（1280），元世祖忽必烈想查清黃河的源頭，在那裏建一座供吐蕃商人與內地貿易的城市，並設立轉動站，下令都實與闊闊出兩人率隊考察。他們於當年4月從河州（今甘肅臨夏市東北）啟程，四個月後到達河源，冬天返回。此後潘昂霄根據闊闊出的口述寫成《河源記》，將黃河的正源確定在星宿海西南百餘裏處，對黃河最上遊的水文、地形、地貌和人文景觀的記錄已相當具體準確。乾隆四十七年（1781），阿彌達受命探尋河源，以便就地祭祀河神。這次的探險將黃河正源定在星宿海西南的阿勒坦郭勒，即卡日曲，與1978年青海省政府組織的考察結果完全一致。這證明中國長期缺乏探險傳統、中國人不能去境外探險的根本原因，還是缺乏現實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