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質論並不是一種全無合理性的認識方法。正因為其有某種合理性，所以才影響深遠，運用普及，從中走出來也特別地艱難。我在1994、2001年編論文集時忽略《寫給春天的文學》隻是一種感覺。但毛澤東曾說：“感覺到的東西我們不一定立即認識它，隻有認識了的東西我們才能深刻地感覺它。”世紀之交，建構論、後現代主義已經被廣泛地介紹到國內並運用於中國的文學批評，但自己因為受習慣思維的影響，一葉障目，不見泰山，對這些極重要的理論、思維方法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錯過了許多很重要的學習機會。而且，就是有所意會，在舊軌道上生活慣了，改起來也十分的難。在2001年出版的《童話的詩學》中，引了尼采“現實隻是一種美學現象”的話，具體論述中也想擯棄本質論，但現在回過頭來看，本質論的影響依然隨處可見。2004年出版一本屬於成人文學的理論著作《〈圍城〉修辭論》，是自己從本質論文學觀走向修辭論文學觀的重要一步。也是在寫作這本書的過程中，逐漸體會到，舊體係的柵欄無論怎樣堅固，其內部已開始腐朽，外麵的曙光已經照射進來，崩潰是遲早的事情。慶幸的是，進入新世紀以後，自己一直在這條路上走著。特別是剛剛完成的《20世紀中國兒童文學的文化闡釋》，不將20世紀的兒童文學看做一種有目的的線性發展，而是看做不同文化思潮的矛盾、衝突、融合，一種空間性的建構和解構、疏離和整合，存在就是過程，過程就是世界，自己覺得認識上還是有些提高的。
或許就是立足於這樣的認識，我不同意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兒童文學理論沒有進步的看法。恰恰相反，我覺得，在世紀之交，中國的兒童文學理論正在發生轉折性的變化。中國兒童文學曾經有過理論，並一度走在創作的前麵，那就是周作人等在五四前後張揚的“複演說”和“兒童本位論”，但不久後即被階級鬥爭理論綁架，直到80年代後才稍顯複蘇。複蘇後的兒童文學理論沒有太跳出周作人的藩籬，主要在浪漫主義的文學觀念裏想象兒童和兒童文學，回歸自然，回歸鄉村，回歸兒童，回歸未開化半開化的鄉野人，同時也回歸人的潛意識，用荒野文化來校正園藝文化。作為一種源遠流長的想象兒童想象世界的方式，這種建構兒童和兒童文學的方式無疑有巨大的合理性，代表著20世紀兒童文學想象的最高水平。但是，這種想象同樣是從本質論出發的，即將自己的想象、建構看做是終極的存在，以為隻有這種想象才是最正確的想象。這樣，在將兒童文學向前大大推進一步的同時，又堵塞了另外的想象、建構兒童和兒童文學的道路。在世紀之交，兒童文學理論的轉折性變化就是逐漸疏離這種文學觀，從後現代的、建構的觀點看世界，世界不再被理解為一個客觀的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的世界而是一個話語的世界，話語的邊界就是世界的邊界。集中體現這一文學觀念的，一是一些國外的兒童文學理論的引入，一是一些在這一觀念下出現的理論專著和文章。在這一過程中，特別值得關注的是一些青年學者的出現，如張嘉驊、徐蘭君、杜傳坤等，雖然他們至今的專著、論文不多，社會的關注度也不夠，但假以時日，一定是中國兒童文學理論的中堅力量。
回到前麵提出的問題：為什麼前兩次編論文集未收《寫給春天的文學》這次卻收了？前兩次感覺到論文中的本質論，想逃避它但又未能完全掙脫它，想以忽略的方法拉開與它的距離，但這恰反映了它對自己影響的存在。現在，雖然仍不敢說已完全掙脫本質論，但畢竟能較為坦然地麵對本質論和曾經信仰本質論的自己了。我不知道別人是否有過和我類似的感覺，隻知自己是這麼走過來的。這就是生活，這就是人生，沒有絕對的開頭，也沒有絕對的結尾，一切都是中間物。不管有未在世界即話語的建構中留下自己的聲音，我們都實實在在地存在過。留在這部論文集中可能隻是一個在新舊之間徘徊、掙紮的身影，但多少也折射出一些曆史前進的足音，如此，這本論文集是自己告別“本質論”的記錄，也是自己告別“本質論”的一個紀念。
2012年3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