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平時讀書的機會多不多？
吳：不是不多，而是幾乎沒有。我們那時候連圖書館都沒有的，除了教科書以外其他什麼書都沒有。在農村能找到的傳來傳去的就是什麼《薛仁貴征東》啊《楊家將》啊那麼幾本書。其他都沒有的，沒有圖書館的，有些學校有圖書館，書也很有限，筆：有毛鄧理論嗎？
吳：沒有，我們那時候沒有毛鄧理論的。“大躍進”的時候好像也沒有學毛澤東思想。最有印象的就是到處割稻子啊挖煤啊，再接下去就是餓肚子了。1958年不是宣揚放開肚皮吃飯麼，吃了一段時間就沒飯了。我就是從小學六年級的時候就餓肚子了。不是說說的，真餓。大概從1959年上半年開始，時間我不是記得很準確，食堂開始沒飯了。隻燒稀飯，而且越來越稀，稀得能照出人影。1959年下半年我到了杭垓讀中學，就是我們永太公社行政中心的所在地。我在七管小學的時候就已經開始住校了，本可以不住的，那時候搞並村，提倡過集體生活。初中就要真正住校了。整個初中就沒有好好讀書。一進初中就開始幫著蓋學校。學校是“大躍進”的產物。開始隻有幾間棚子，一麵讀書一麵幫著蓋房子。“大躍進”的風已經過了，吃飯的問題更難了。現在官方的說法就是“三年自然災害”，還有就是蘇聯撤退專家，使中國的建設受到了大的破壞，回過頭來看，覺得這種說法並不怎麼可靠。後麵一種說法我無法考證，蘇聯是不是撤退專家，撤退專家以後對我們產生了多大的影響，這個我們沒法知道，但是我們能夠知道的是那三年到底是不是自然災害，是不是一種非常非常大的自然災害。給我的感覺是那三年沒有遇到大的自然災害，至少在我們那個地方沒有遇到大的自然災害，就是一般的災害，旱，有一年有點旱，但聽一些老人講，這是一個很平常的災害，並不是一個特別大的災害。但大家都沒有飯吃，不是一般的沒飯吃，你們沒有經曆過餓肚子，我們那個時候每個人每天的糧食是4兩8錢，就是每個人每天半斤米不到，還不算中間克扣、偷點貪點什麼之類的。大家都吃不飽，近水樓台的人扣點貪點是挺正常的。那個稀飯燒得真叫“稀”啊！那時候報上正在鼓噪新民歌運動，其實官方所說的新民歌和民間的民歌是不同的。我們現在看到的那些民歌，都是什麼天上沒有玉皇，地上沒有龍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龍王等等，一種非常慷慨激昂大躍進民歌，其實我們在農村聽到的很多民歌並不是這樣的。
比如剛才說到的食堂裏的稀飯，那時民歌說的是：“走進食堂門，稀飯三大盆，盆裏麵有個碗，碗裏麵有個人”，很真實啊！還有“大幹部穿大衣，小幹部穿哢嘰，農民穿個破蓑衣，蹲在田溝裏，像個抱母雞”，也蠻形象的。這一類的民歌當時很多，可惜沒有收集。關於餓肚子，給你們講兩個詞，你們肯定不知道。一個叫“瓜菜代”，一個叫“勞逸結合”。“瓜菜代”就是說用瓜、菜來代替糧食。我們那個地方本來就沒有遭什麼大災，即使受點災，你去種點周期比較短的菜，白菜蘿卜之類的，把肚子填一填應該是可以的，不至於那麼難的。問題是不許種。就是寧願讓你餓著，就是不許私人去種。那時候土地是公家的，全部的土地都是公家的，你農民根本沒有地，連種菜的菜園都沒有，不允許你去種，那麼大家就這麼硬挺著，食堂就這麼點稀飯，把那點稀飯喝完了就沒了。沒有辦法就去弄野菜。在家裏時還稍微好一點。可我們在學校裏，是給你4兩8錢就是4兩8錢，到哪兒去搞“瓜菜”來“代”啊！那時候最常見的就是到山上去挖葛根，葛根你們應該知道的吧，農村來的人應該知道的。還有一種呢就是蕨根，就是現在菜市場裏麵當做綠色食品賣的那個蕨菜的根。葛根、蕨根挖來後把它搗碎，搗碎了以後放在水裏浸洗，然後過濾、沉澱，下麵的澱粉是可以吃的。那時候漫山遍野都是挖葛根、蕨根的人。我們那時沒辦法，有時也跑回家弄這些東西吃。第二個詞叫“勞逸結合”，我想你肯定搞不清楚“勞逸結合”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勞逸結合”就是少動，多休息。早上一節課上完了回寢室睡覺。你看那時候我們都是十三四歲的人，怎麼睡得著呢？所以那個時候基本上不讀書，早上一節課兩節課，上完了以後其實我們就到處跑了，越跑自然是越餓了。真是餓得夠厲害。我還好總算挺過來了，但是有好多人都餓死了，你們有看見過餓死的人嗎？我是真的見過的，我外公就是餓死的。現在不是有所謂的“大頭娃娃”嗎？
為什麼小孩子吃那個奶粉吃了頭變得很大？那個小孩其實就是餓死的。因為奶粉裏麵沒有奶，它就是加了些糖精的水，隻有很少的奶，你看著小孩子一直在吃，他一哭就喂他吃，他其實是在喝水，小孩就這麼餓著，小孩又不會說對吧，很可憐很可憐。我說製造這樣奶粉的人應該槍斃幾個。其實，我們那個時候也是，沒有辦法，喝大鍋湯，很多人餓了以後全身浮腫，開始以為是長胖了，過一段時間就一大批人浮腫了，手指按一下就出現一大塊紅印，浮腫一段時間就死了，我外公就是這樣死掉了。但是那個時候不能說啊，社會主義製度下怎麼會餓死人呢？我後來進大學後，係裏搞憶苦思甜，我們隔壁班的一個同學，也說餓死人的事，也是怎麼浮腫，怎麼走不了路，說得很真實，開始還以為他說的是解放前的事情呢，說著說著就說他怎樣親眼見過的，大家感覺不對了，都拿眼睛瞪著他，他還傻乎乎地一個勁地說。可見這樣的事情並不是隻有我們那個地方有。隻是不能說。我不知未來的曆史怎樣對待這一段史實。一個和平年代，死了這麼多人，怎麼就沒有一個人出來承擔責任呢？那麼多的老百姓啊，最沒有話語權的人。後來右派平反了，右派為什麼能平反但是“三年自然災害”連提都沒有人提，右派才死了幾個人啊，問題在被打成右派的這些人其實是有話語權的，他們在社會生活當中不一定有實權，但是有一定的話語權，都是一些知識分子，報社的啊，出版社的啊，學校教師啊，他們會喊會叫，你把他打下去以後他們會說，等到後來平反了他們又重新回到原來的崗位上，又重新有了話語權，然後他們就大聲疾呼，講述1957年對他們不公平，因此在我們的印象當中1957年是一個非常荒唐的年代，打了很多不應該打的右派，但是沒有人再提“三年困難時期”，或者覺得是老天把人弄得沒有辦法，可忘記了自然災害以外的因素。那是“大躍進”徹底失敗以後一個必然的懲罰。把那麼多的農戶並在一起，放開肚皮吃飯，不好好地幹活，大家都去煉鋼鐵都去挖煤，說跑步進入共產主義，農村裏都這麼搞了，老天爺不懲罰你就不叫老天爺了。那是一個荒唐的年代，挺荒唐挺荒唐的，我說荒唐已經是輕的了。
筆：那個時候讀書要不要交學費的啊，按照這個情況看？
吳：說起這點我一直是很感激。現在很多人對社會不滿，罵這個罵那個。作為一個知識分子，我也覺得這個社會的許多東西，1949年以來的許多政策需要深刻地反思，但我還沒有非常非常地抵觸這個社會。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如果沒有解放，沒有毛主席，我就不能讀書。我從心底裏非常感激這一點。因為我們那樣一個家庭，在解放前那樣的條件下，要上學是不大可能的。解放以後不僅上了學，而且學費要的很少，就幾塊錢，這幾塊錢有時還減免，這一點我這一輩子一直是念念不忘。不管別人罵共產黨罵到什麼程度，我不會忘恩負義。但作為一個知識分子，他必須成為社會的良心，即使是我的天皇老子，你犯了錯誤，我也應該站在一個反思的立場上去對待。“大躍進”的政策毫無疑問是錯誤的。試想想，為什麼日本作為一個戰敗國，它能很快地恢複起來，而中國作為一個戰勝國在那麼長的時間裏，還落後那麼多？當然原來的基礎不一樣，日本原來基礎好我們不好，但是他們的國家經過那麼一場戰爭也消耗得非常厲害的。然而它很快就恢複了，我們為什麼在戰後那麼長的時間裏沒有好好地恢複和發展呢？就是一天到晚搞運動、整人，從上麵一直整到下麵，整到最基層最基層，到“文化大革命”時登峰造極。但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餓肚子那段時間。吃糠吃野菜吃葛根吃蕨根吃樹皮吃嫩茅草吃冬青樹葉子吃土茯苓，好在也挺過來也熬過來了。也有沒有挺過來的。1961、1962年的時候，搞調整，“瀉肚子”，“卸包袱”，精簡人員，連10歲開始上學的中學生也被精簡。我9歲上學，逃過一劫；我的同班同學趙小童，因為比我大1歲，被精簡了。那天，看著他挑著簡單的行李離開學校，真是心裏麵都是淚水。但是高中三年，我認認真真讀了三年書。我這一輩子，從外人的角度看，從小學讀到研究生畢業，總不能說沒有受過係統教育吧？但是我自己仔細算算，真沒有讀多少書。
小學時社會環境還好，但四個班級合在一塊上課，合起來，四年讀了一年書；完全小學時就開始“大躍進”，初中開始“自然災害”，後來就是“困難時期”，就是割稻挖煤煉鋼鐵餓肚子，後來讀大學，不到一年就“文化大革命了”。但是比較好的是高中三年。高中三年，當時中央實行了一項新政策叫八字方針，八字方針叫做“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後來據說那段時間是劉少奇在管事情，“文革”中算賬的時候說這是否定三麵紅旗，否定1958年以來的政策。具體情況我們也搞不清楚，“文革”以後才慢慢覺得當時是在作政策上的調整。實際上是在糾偏。比如，當初不是把我們家並到大村上去嗎，住人家的房子，我們自己的房子關牛了，後來糾偏，那個房子又重新還給我們，還賠了我們家一些東西。我們重新整理整理，又回家去住，自留地上也允許種點東西，就好像回到解放初期那樣一個狀況。教育領域也是，學校強調讀書、考試，比較嚴格的考試。高考就是比較嚴格的，以分數為標準。我們安吉縣是兩個縣合起來。我們原來的那個縣叫孝豐縣，另外一個縣叫安吉縣，這兩個縣什麼時候合並的我記不清楚了。反正解放初是兩個縣，上高中就到孝豐縣的老縣城去上學，可實際上那個地方已經不是縣城了。叫安吉三中。我到安吉三中讀書，那個時候也是住校，條件也很艱苦。家裏沒有錢，吃飯自己帶米，飯是自己蒸的，自己帶鹹菜，帶一次吃一個星期兩個星期，從初中到高中，六年時間我都是這樣過的。但是那三年確實認認真真地讀書。學校還可以，老師也比較認真。知識分子被打擊了以後，環境稍微好點，有點機會搞自己的本行、自己的專業，都非常珍惜、非常賣力氣。老師賣力氣，我們也比較懂事。這個你說對也好，錯也好，我就是想從這個地方跳出去。那時候說長大後學好本領後為黨為社會主義建設，表麵上都是這麼說的，但心裏想的是，在這個地方當一輩子農民我死不瞑目了。這是很現實的。說為黨為社會主義不能說是假的，但是比較抽象比較表麵的，實實在在的動力就是要改變自己的命運。但我讀書不像有些人讀得那麼苦，我從小成績比較好，學生的一套官我都當過，像組長啊，班委啊，班長啊，少先隊小隊長，中隊長，大隊長，後來團支部書記，團委委員，在班級裏經常受表揚的，作文經常被拿來念的。我初中考高中的時候物理考99分。我一進高中，物理老師就跑教室裏找，說哪個叫吳其南哪個叫吳其南。我那時成績也還可以。所以我讀得不太累，我晚上不加夜班，屬於正正規規按時作息的類型。我一輩子不加夜班不加早班。我們班有好多同學讀得很辛苦。
民國期間，孝豐縣稱為孝景鎮，後為笤源鎮，抗日民族政府時，又為孝景鎮，解放初名城關鎮，1958年安孝兩縣合並，縣城遷至遞鋪後，稱豐城鎮，1981年又改稱孝豐鎮。
安吉縣位於浙江省西北部，是長江三角洲經濟區迅速崛起的一個對外開放景區，南靠天目山，麵向滬寧杭。全縣轄16個鄉鎮（開發區），人口45萬，麵積1886平方公裏，建縣於東漢中平二年，至今已有1800多年曆史，漢靈帝賜名“安吉”取之《詩經》“安且吉兮”。
筆：初中時科目加了物理，還有些什麼？
吳：我進初中，外語讀的是俄語，沒讀幾天，中蘇矛盾公開化，俄語不上了。高中才開始讀英語。高中三年，故事不多，不像初中到處跑，有那麼多好玩的事情。但是你要知道，一個人長大了，想讀書沒有書讀，該讀書的時候不讀書，心裏是非常痛苦的。小孩子不懂事，玩，玩完突然發現我沒有讀書，那個時候心裏會非常失落，這點要到“文化大革命”以後我們才深深地感覺到。高中三年，1962年至1965年，可能是劉少奇這批比較講實際、實用的人在高層的政治鬥爭中稍占上風，不像1958、1959年那樣狂熱，兩邊暫時穩定了一下。但毛澤東肯定是不甘心啊！積極地準備反擊。這些我們下麵當然不知道，但有一條，階級鬥爭的弦是越繃越緊了。到1962年提的“以階級鬥爭為綱”，“有人利用小說進行反黨”，就開始批判一批文藝作品，如《早春二月》《北國江南》《不夜城》等等。在學生當中，最大的事是學雷鋒。學雷鋒應該說有非常積極的意義，它的許多內容都涉及人的一般道德的培養。但當時上麵提倡的人肯定有他們自己的想法，是用這個運動來控製青年人的思想，轉移人們對“大躍進”失敗、政治生態急劇惡化的不滿。大家都要學習雷鋒、做好事。學雷鋒，首先就是要學習雷鋒對黨的熱愛，學習雷鋒對革命事業的無限忠誠。一切從革命出發，做革命的螺絲釘，黨把自己擰在哪裏，就在哪裏閃閃發光。做好事就是要把你的注意力都轉移到做一件件好事上去，不要去關心一些與政治有關的大事情。但客觀上也對培養人們的道德感起了好的作用。我大概就是因為從小受這種教育，多少年以來，養成了遵守公德的習慣。比如在汽車上給人讓座，我這一輩子，在需要讓座的時候我是盡量讓的。現在年齡大了，再讓不好意思，自己不好意思也怕別人不好意思。前幾年，我從老校回家，我家在九山湖那邊，一上車，發現車上非常擁擠，心想這下完了，要站好長時間了。就在這時，一個像你們這麼大的女孩子，抬頭看了我一下，然後就站起來走了，我以為她要下車了，心想今天運氣還挺好啊，就馬上坐下去了。然而那個女孩沒下車，過了老溫大，過了醫學院，過了黨校，一直開到南站那邊，這女孩一直沒下車，我這時才明白，她給我讓位子了。意識到這點，首先是覺得抱歉，人家給自己讓位子，自己連句謝謝的話都沒說；然後就有點悲哀：我已經到了要人家給我讓位子的份上了；再仔細想想，倒也生出些心安的感覺來。因為我年輕的時候是給人家讓過位子的。高中時，除了學雷鋒，強調階級鬥爭，教學秩序總體正常。我也是在這三年，認真學了一點東西。後來高中畢業考大學，我們班隻考上十幾個人。班裏有幾個成績蠻好的同學沒有考上。不完全是因為成績問題。這個你們不知道，那個時候我們考大學要政審。可能你們現在沒有了，也不會因為你家庭出身不好不讓你上大學。我們那時不一樣。聽老師說，政審的時候，比如你家裏出身是地主，是富農，他就在你的檔案上麵蓋個章，人家的章是紅顏色的，你的章是藍顏色的，到提檔的時候，隻要封麵上是藍顏色的，看都不看。而這些是同學們不知道的，拚命地在那裏用功，覺得我成績不錯的，我隻要好好讀書，我能夠考上大學，其實老師心裏早就明白，無論你怎麼努力，你成績再好，也考不上。但是誰都不敢說這個話，隻是心裏明白。我們班有個女同學，成績很好的。她後來沒考上，後來我們聽老師說，她大學考不上，你們同學不知道，我們早就知道她考不上的，她家裏成分不好，這種事情想起來很寒心的。自己不知道，拚命地努力拚命地努力，卻早已注定考不上，這是多麼殘忍的事情啊！
筆：高中時還有割稻挖煤煉鋼鐵的事嗎？
吳：沒有了。不光是我們那兒沒有了，而是全國都沒有了。學生重新回到教室讀書，農民重新回到生產隊種田，與我們相鄰的安徽還有分田到戶的。但這種平靜是表麵的，暫時的，是“文化大革命”特大風暴就將到來的前兆。現在回過頭來看，這種征兆即使在最基層，在很偏遠的山村、學校其實也是有所表現的。比如，在我們高二，即1963、1964年的時候，學校突然興起一個叫“評功擺好”的運動。大會小會動員，每個教室放一個大本子，同學們發現有什麼好人好事，就往本子上寫。開始，老師學生都覺得不習慣。學校裏，從來都是有表揚有批評，怎麼突然一下什麼批評都沒有了，大家都揀好的說。什麼誰揀了錢交公啦，誰半夜起來關窗戶啦，誰上課積極發言啦，誰學習進步啦，都往本子上寫，簡直是想不被表揚都難。這樣搞了一陣，慢慢地就煙消雲散了。來無蹤去無影，不知為什麼來，也不知為什麼去，就那麼神神道道地搞了一陣。現在想想，可能是有些來頭的。三麵紅旗（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把社會搞得一塌糊塗，於是有了後來的“八字方針”，“八字方針”的基本精神就是糾偏，糾偏自然要說問題，這個做得不好，那個做得不好，有人不高興了，強調要肯定主流，肯定大方向，要多說成績，到了基層，就成了“評功擺好”。所謂“見微知著”“風起於青萍微末之間”，一朵小小的浪花可能反映著後麵巨大的暗流的湧動。當時學校還有一個比較大的活動，就是組織“革命曆史歌曲大聯唱”的演出，幾乎把全校都動員起來了。是從外麵一些劇團移植過來的。由學校音樂老師負責，各班抽人參加。先在學校裏演出，然後到鎮上演出，再後來到縣裏演出，挺隆重的。我不會唱歌，也不會樂器，演出沒有我的事。別人排練、演出的時候，我就到圖書館去看書。我讀小學、初中，學校都沒有圖書館，高中有，但也不大。但我還是在那兒看了不少書。
筆：文藝演出也算政治活動嗎？
吳：算。演出的內容確實是紅色宣傳，這和你們現在文娛活動是完全不同的。當時講“政治掛帥”，什麼都要納入到政治的軌道上來。清明節，在一片田畈的草叢中找到一座孤墳，有人說是革命烈士，學校組織了一幫人去掃墓。老師念祭文，我們宣誓喊口號。一天晚上，學校背後的山岡上出現了幾點亮光，有人說是台灣的空降特務，學校書記帶頭，各班集合，老師帶著，分幾路向山頂上衝，雖然什麼也沒有抓著，回來還開大會總結，說經曆了一次真正的階級鬥爭的演習。“政治掛帥”是大方向，是靈魂，是基礎，一切工作都由政治統率，這是不能猶豫和動搖的，但在執行的過程中，也看具體的人怎麼把握。比如我們住校。早上起來先做操，上早自習，然後吃早飯。早自習一般讀語文、英語；午飯後午睡，午睡起來有20分鍾的讀報時間。一般都是由班長、學習委員主持念時事、新聞什麼的。我們班主任顧銀生老師有些特別。他常常親自到場，自己念。也不念時事、新聞，念《人民日報》副刊。那時許多文學雜誌都停了，一些報紙副刊也變調了，但有時也有一些較好的小說、散文、通訊。顧老師學理科的，教物理，但似乎喜歡文藝。學校演“革命曆史歌曲大聯唱”，他就是一個主要演員。在午後的讀報時間裏，我就是從他那裏聽到一些好的文學作品，有幾篇現在還記得。那段時間，什麼樣的事都有。就這樣，我們總體上還算正常地讀完高中，1965年高三，馬上就要高考了。
筆：您怎麼想到去報考外文係？
吳：我為什麼去學外語？那是一個偶然的機會決定的。1965年，我讀高三，高教部在全國挑選出國留學預備生，層層選拔。我初中沒有學英語，高中開始學英語，比人家晚了三年。又是從農村出來的，學外語的條件肯定比別人差。當時學外語都是為著高考，上課講語法，學的是啞巴英語。念是有念的，但發音不好，不標準。高三下學期的時候，突然說要選拔出國留學預備生，要到縣裏麵考試，選了以後要直接到省裏麵去參加考試。那時候也有各種各樣的條件，要出身比較好啊，學習成績比較好啊，本人表現要比較好啊。後來浙江省選8個人，全國100個人。這100人是準備去國外讀書的，至於讀什麼沒說，可能更多是讀理科的，我理科成績還可以。縣裏也去了，杭州也去了，到高考時結果還沒下來，沒說錄取也沒說沒有錄取，反正還得參加高考。老師說我還是考文科好，我文科比理科略強。我們是到高三（下）的時候，才劃文理科的。文科考外語、數學、語文、曆史、政治。高考作文題是《給越南人民的一封信》。那時候越南抗擊美國，中國支持越南，這題目我做得還行。但我把一個大的政治題目弄錯了。題目是要求論述國際主義和共產主義的關係，我看成是論國際主義和愛國主義的關係，15分沒了，回來擔心死了。後來還好，錄取時參照選拔的成績，也參照高考的成績，通知我通過出國預備生選拔，先去學外語。我們100個同學，分在6個學校，北京大學、南開大學、複旦大學、中山大學，北京外國語學院、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一個學校大概十六七個人吧。我們班17個人，外語係都是小班。進入留學預備班準備一年以後出國，當然很高興。出生在山溝的人嘛，沒有見過世麵。家裏麵也很高興，老師也很高興。但是很可惜不到一年，我1965年進去，1966年的2月份批《海瑞罷官》，學校開始每天隻上兩節課，上好後就寫大字報，到5月份全麵停課，讀書就到這兒為止了。
筆：上次說到您大學因“文革“而停止了，當時是怎樣一種情況，能描述一下嗎？
吳：我1965年進大學，這就是“文革”以前的大學生最後一屆，接下去十年左右不招生。那麼大一個國家在近十年的時間裏，大學、中學、小學不招生，這是整個世界教育史、文化史上都是很難見到的事情，可能是絕無僅有的事情，很荒唐的事情。1965年9月進去，開始還是挺規範的。那時講“教改”，外文係也搞“教改”。“教改”的主要內容就是“聽說領先”。我們中學學的都是啞巴英語，進外文係了，要突出口語，突出聽說，是很正常、很合理的。可我這方麵毫無基礎，顯得很吃力、很被動，我從讀書以來還從沒有這麼吃力、被動過。學了一個學期，剛剛有點上路，“文化大革命”就來了。現在講“文化大革命”，一般以1966年中共中央的“5·16通知”為起始點，這是官方的、正式的確定，但和任何運動一樣，“文化大革命”也沒有一個明確無誤的起點。在這之前幾年，高層內部的矛盾已經很激烈、甚至表麵化了。1965年下半年，姚文元在上海發表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算是拉開了序幕，至少是序幕的一角。社會上議論紛紛，一些“政治嗅覺”敏感的人馬上預感到一場大的政治風暴即將來臨，提前開始了各自的動作。學校也有一批積極分子，第二學期剛開學，就吵著要學校創造條件，讓學生投身正在到來的政治運動。3、4月份就每天隻上兩節課，上完課就學毛主席著作，學報紙社論，寫大字報。到5月，就差不多全停課了，我的大學學習到這兒也差不多就結束了。但在當時，誰也沒有想到“文化大革命”會搞成後來的那個樣子。別說我們小嘍囉，就像一些上級別的幹部也未必會想到“文化大革命”會搞成那個樣子。“文化大革命”到底怎麼搞起來的，這個我們到現在也搞不清楚。開始是毛澤東發動的，毫無疑問，當時毛主席並不在北京，在北京主持工作的是劉少奇那些人，所以開始搞“文化大革命”的時候是劉少奇主持的，劉少奇把他的夫人王光美派到清華去，就是清華工作組的組長，大概到了7月份的時候，報紙上突然出現毛澤東在武漢暢遊長江的消息。
這之前，毛澤東好像消失了一段時間，報上沒有他的消息、照片，什麼都沒有，7月中旬，突然一下出現了大幅的、整整一版麵的毛澤東暢遊長江後向人群揮手的照片，表示他身體很好，然後就回到北京。一到北京，整個運動的方向就變了，原來，王光美在學校裏主要揪鬥那些反動學術權威、成分不好的人，毛澤東一到北京，就說大方向錯了，這一次的方向應該是黨內的走資派，就把矛頭一下子對準黨內的幹部，尤其是那些高級幹部。於是，重新組織了中央文革小組，江青當組長。我們天津離北京不遠，一下子來了好多北京的紅衛兵，他們是奉中央文革的意旨，到全國各地煽風點火，一下子就湧到我們學校裏麵來了，說你們這樣斯文，這樣溫良恭儉讓，哪裏像搞革命的樣子？然後就開始寫大字報，揪鬥學校裏的主要領導。我們農村出來的，哪裏見過這個陣勢。從讀書開始，對老師都是畢恭畢敬的。一到大學裏麵，從老師到輔導員到係裏的領導到學校領導，好幾層在那裏，想見係主任都很難的，可現在，突然一下子把學校的領導都揪出來了。我們班是出國留學預備班，班裏麵的十幾個人，大部分是幹部家庭出身，北京來的占了多一半，然後是外省的人，他們多半也是幹部家庭、革命軍人家庭出身的，都和體製內部有著這樣那樣的聯係。“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就被稱為偉大的群眾運動，其實，運動的真正動力不是在下麵，是上麵的人搞起來的，都是上麵煽風點火，下麵隨風跟進。一些幹部家庭的子女得到消息，先在學校裏搞起來。人家班級都是分成兩派，我們班非常一致，因為我們班占主導地位的就是從北京來的那批人，他們一開始造反，是造反派，我們就都成了造反派。第一次揪鬥我們學校領導的時候，我真的害怕。那一天，在學校的小禮堂後麵的廣場上，一批人喊著要學校的黨委書記出來對話，來了，說著說著就亂了。一些人把他揪到主席台上，我們班的一個女同學，也不知怎麼的就從女廁所裏找來一個紙簍，“啪”地扣過來，在上麵用紙糊了一個尖尖的紙桶，變成一個高帽，然後又“啪”地扣到書記的頭上。
當時我也在後台，親眼看到這一幕，真有點嚇壞了，整個人一直在發抖。我們這種從農村來的，沒有見過世麵，但也裹挾在裏麵了。開始時批鬥反動學術權威，後來鬥學校裏麵的走資派，再後來就衝到社會上去，把天津的教堂也砸了，最後衝擊市政府。1966年下半年，就一直幹這個。開始時是紅衛兵，紅衛兵搞了幾個月後就是工人階級起來了，毛主席說發動工人階級，工人階級是主力軍，上海的一幫人搞起來，打倒各級政府，成立什麼上海公社，一下子全國就亂得一塌糊塗。再接下去就是部隊進城“支左”，支持左派。這一下麻煩可就大了。部隊加入，不是一般的軍管，不是居中，而是“支左”，是支持某一派某幾派打擊另一派另幾派。但誰是左派誰不是左派？當時都說自己擁護毛主席，都說自己是左派。再說，軍隊自己也不是完全統一的。在河北、天津一帶，38軍支持一派，66軍支持一派，河北軍分區支持一派，都說自己在“支左”；從群眾組織一方說，都覺得自己有後台，誰也不服誰，誰也不怕誰，文的不行來武的，武鬥就這樣開始了。在學校裏，書早就不讀了。暑假、寒假都沒有了。開始時還是在學校在自己學校所在的城市衝來衝去，1966、1967年冬春之交開始所謂的“大串聯”，全國大串聯，坐火車不要錢，火車上自然擠得一塌糊塗，廁所裏麵都擠了好幾個人，行李架上都睡著人，塞得滿滿的，有一部分人就借著這機會去旅遊，有些人把全國跑遍，我算比較規矩的人，沒怎麼跑。去了幾趟北京。第一次去北京，也覺得很神聖。北京有我們一個聯絡組。晚上沒有事情，跑到清華、北大校園裏去抄大字報，那時整個學校裏麵貼滿了大字報。誰也沒有叫你去抄，很自覺、很認真，在很昏暗的燈光下，一個字一個字地抄，抄完以後就往自己學校裏寄，學校裏的同學再把它抄了貼出來。我在那裏待了也就十天半個月吧，主要看大字報抄大字報，連出去玩都不舍得。回想起來，那可能是我一生中最沒有私心雜念的時候，但又是最做錯事情的時候。這樣看，一個人的道德和他對社會的貢獻有時候是不成正比的。你們讀曆史的應該知道，社會進步很多時候並不是靠善來推動的。在當時，自己一個學生，突然感到被卷入到一個很大很大的政治運動中去，自己又到了北京，到了祖國的心髒，在和許多人一起保衛毛主席，保衛黨中央，在做一件很重要很神聖的事情，有些崇高感，於是幹得很起勁。但是現在回過頭來看，都是些毫無意義的事，甚至是錯誤的、有害的事。
筆：就是沒想過自己大學裏讀書是幹什麼的嗎？
吳：那個時候根本不可能想到那個事情，因為那個時候全國都說有人要挑戰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受到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破壞什麼之類的，所以要保衛毛主席、保衛黨中央。那個時候說保衛毛主席你覺得是很神聖很神聖的事情，還讀什麼書！當然不是參加運動的所有的人都這樣。那些發動運動、真正主宰運動的自然知道自己要幹什麼。現在回過頭來看，“文化大革命”發動的最主要最主要的原因是毛澤東年齡大了，這就涉及到誰來接班的問題，涉及到一個權力之爭。原來黨內定下的是劉少奇，後來把這個推翻了，定了林彪，然後就出現了你爭我奪，但雙方的力量都不足以把對方徹底打垮，造反的這一派不足以把另一派打垮，另一派也不可能把江青這一派徹底打垮，你上我下，我上你下，各派內部分化也很厲害，一會是這一幫人，一會是那一幫人，中央文革裏就換了很多人，一會揪出來一個，一會拉下去一個，弄得一塌糊塗。現在很難想象那麼大一個國家在近十年的時間搞成一個無政府，各級地方政府都分成兩派，群眾組織都分成兩派，甚至家庭裏麵都分成了兩派，一個國家弄到這種程度也是一個奇跡。你們有時候不太懂這個事情，可以看看前一段時間的泰國的情況，前一段時間的泰國紅衫軍、黃衫軍，然後就是一大幫的人把政府占領了，把議會占領了，一會衝進機場，大家都說自己是擁護國王的，但國王就是不出來說句話。“文革”中兩派都說自己擁護毛主席，都在保衛毛主席，毛主席在當中搞平衡，他也不是絕對地把他不喜歡的那一派打下去。基本上就是這樣的情況。然後呢，就是慢慢開始的激情的消退，開始出現逍遙派。逍遙派就是運動也不參加，學習也不參加，一天到晚就是睡睡覺，往家裏跑，我在那時去過四川，還是很革命的。
筆：為什麼去四川呢？
吳：四川出現了武鬥，聽說有人把裝甲車開到大街上去打。四川是“三線”，有很多兵工廠。中國的很多裝甲車、坦克車都是在那裏造的，那裏麵的工人好多都是退役軍人，那些退役軍人對這些武器都是懂的。這些工廠本來都是保密的，到“文化大革命”，兵工廠的人分成兩派，然後就說有人開坦克車上大街了，我們那個時候真傻，膽子也大，四川紅衛兵到京、津發傳單，說四川走資派鎮壓革命群眾，血流成河，首都紅衛兵號召支持四川的革命戰友，就去了。我住在重慶，真的更可怕，街道兩邊，一派占街這邊，一派占街那邊，雙方都用大喇叭喊，有時候喊著喊著喊火了，就用機槍掃。一天，好像是重慶大學被另外一派砸了，我們乘著車趕過去看，學校裏砸得一塌糊塗。那個時候怎麼就沒感到害怕。在四川還幹過另一件事，就是“抓叛徒”。這件事是我們學校與我們相對的另一派搞起來的。他們一些人查舊報紙，查出一些後來在中央任重要職務的人當年曾在國民黨的報紙上登出聲明，脫離共產黨，上報“中央文革領導小組”，江青等人如獲至寶，馬上接見專案組的人，與我們相對的組織一下子聲名大振。我們這邊不甘心，也去查舊報紙舊檔案，希望也查出些叛徒內奸來。我到重慶，我們已有一個調查組在那兒，他們給了我幾條線索，就是幾個曾經登報脫黨的人。我按線索上提供的地址去調查。一個住在山溝裏，當了農民。一見我們，嚇得打哆嗦。都當農民了，還說什麼呢？一個是市政協委員，可刁了。上來就要看我們的證件。我們拿出我們學校紅衛兵的介紹信，他說不行，他們政協有規定，沒有市政協的介紹信，一律不準說。可當時各級政協都砸爛了，到哪兒開介紹信去？如此推來推去，他把我們的身份、目的、現在住處都套去了，我們要問的問題一點沒問出來。回來的路上，和我一起同去的同學越想越氣，要回去算賬。我說，算了，也不是什麼大角色。心想，再去也還是搞不過他。這樣待了一段時間，也沒有什麼成績，就回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