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親是大家庭中的第三個兒子。他的兄弟姊妹很多，多半是不成材的，於是他們的子女的教養，就都堆在父親的肩上。對於這些，母親充分地幫了父親的忙，父親付出了一份的財力，母親貼上了全副的精神。我們家裏總有七八個孩子同住，放假的時候孩子就更多。母親以孱弱的身體，來應付支持這一切，無論多忙多亂，微笑沒有離開過她的嘴角。我永遠忘不了母親逝世的那晚，她的床側，昏倒了我的一個身為軍人的堂哥哥！
母親又有知人之明，看到了一個人，就能知道這人的性格。故對於父親和我們的朋友的選擇，她都有極大的幫助。她又有極高的鑒賞力，無論屋內的陳設，園亭的布置，或是衣飾的顏色和式樣等，經她一調動，就顯得新異不俗。我記得有一位表妹，在赴茶會之前，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到了我們的家裏，母親把她渾身上下看了一遍，笑說：“元元，你打扮得太和別人一樣了。人家抹紅嘴唇，你也抹紅嘴唇，人家塗紅指甲，你也塗紅指甲，這豈非反不引起他人的注意？你要懂得‘萬朵紅蓮禮白蓮’的道理。”我們都笑了，讚同母親的意見。表妹立刻在母親妝台前洗淨鉛華，換了衣飾出去，後來聽說她是那晚茶會中，被人稱為最漂亮的一個。
母親對於政治也極關心。30年前，我的幾個舅舅，都是同盟會的會員，平常傳遞消息，收發信件，都由母親出名經手。我還記得在我8歲的時候，一個大雪夜裏，幫著母親把幾十本《天討》，一卷一卷地裝在肉鬆筒裏，又用紅紙條將筒口封了起來，寄了出去。不久收到各地的來信說：“肉鬆收到了，到底是家製的，美味無窮。”我說：“那些不是書嗎？”母親輕輕地捏了我一把，附在我的耳朵上說：“你不要說出去。”
辛亥革命時，我們正在上海，住在租界旅館裏。我的職務，就是天天清早在門口等報，母親看完了報就給我們講。她還將她所僅有的一點首飾，換成洋錢，捐款勞軍。我那時才10歲，也將我所僅有的10塊壓歲錢捐了出去，是我自己走到申報館去交付的。那兩紙收條，我曾珍重地藏著，抗戰起來以後不知丟在哪裏了。
五四以後，她對新文化運動又感了興趣。她看書看報，不讓時代把她丟下。她不反對自由戀愛，但也注重愛情的專一。我的一個女同學，同人“私奔”了，當她的母親走到我們家裏“垂涕而道”的時候，父親還很氣憤，母親卻不做聲。客人去後，她說：“私奔也不要緊，本來儀式算不了什麼，隻要他們始終如一就行。”
諸如此類，她的一言一行，成了她的兒子們的南針。她對我的弟弟們的擇偶，從不直接說什麼話，總說：“隻要你們喜愛的，媽媽也就喜愛。”但是我們的性格品位已經造成了，媽媽不喜愛的，我們也決不會喜愛。
她已死去10年了。抗戰期間，母親若還健在，我不知道她將做些什麼事情，但我至少還能看見她那永遠微笑的麵容，她那沉靜溫柔的態度，她將以卷《天討》的手，卷起她的每一個兒子的畏懼懦弱的心！
她是一個典型的賢妻良母，至少母親對於我們解釋賢妻良母的時候，她以為賢妻良母，應該是丈夫和子女的匡護者。
關於婦女運動的各種標語，我都同意，隻有看到或聽到“打倒賢妻良母”的口號時，我總覺得有點逆耳刺眼。當然，人們心目中“妻”與“母”是不同的，觀念亦因之而異。我希望她們所要打倒的，是一些怯弱依賴的軟體動物，而不是像我的母親那樣的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