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大學的那年已經是1978年的開春，但俗稱“七七級”，因為是“文革”後第一次大學招生，全國上下手忙腳亂，就把我們這批七七年的考生拖進了來年的春天。
第一次走進西北大學校園的時候，感覺自己是進了大觀園，紫藤閣通幽，桃花園含苞待放。但我所有的驚詫並不是因為風景，而是因為看到校園裏那些奇特的人，他們將是我共度寒窗四年的同學。
我的班上竟然有70人，係裏原本隻招50人，結果政策放寬，有些家裏出身不太好但成績不錯的人就被擴招了進來。這中間有中央首長的女兒，有“黑五類”的兒子，有高級將領的公子，也有國民黨戰犯的後代。記得我入校的第一天，班上一個帥氣的小夥向大家介紹他的父親正在導演莎士比亞的話劇《亨利六世》，而另一位來自陝北鄉下的後生則望著窗外的柳樹驚呼：“我終於知道什麼是垂柳了，原來柳樹的葉子是朝下長的！”
大學的日子甚是熱鬧，思想解凍的浪潮一波一波地衝擊著校園，演話劇，辦刊物，討論小說，明著看一團和氣，暗下裏卻分流湧急。我們班上傳有“十大才子”之說，也聽說不甘寂寞的“農民黨”在活動，還有係內外交錯的各種愛情。就記得班上有一位擅長在舞場獵豔的公子，每次去食堂吃飯，他的碗都被外係的男生砸扁。還記得班上有人經常透露誰跟誰已經有了關係但可惜還沒發生的消息。
我那時年紀偏小，就知道每天泡在閱覽室裏讀小說。忽然有一天班長叫大家開批判會，批判的是一個同時跟兩個女生相好的男生，情節非常嚴重。批鬥的結果是把這個每次考試都是第一個交卷的男生給開除了。
我因為在班上最小，常常被幾位年齡大的同學堵在教室的門口，逼我叫他們“叔叔”“阿姨”，因為他們的歲數實在是我的雙倍。下課的時候，會突然有人從後麵摟住我的脖子，恨恨地說：“你怎麼能跟我是同學，這世界太不公平了！”恨歸恨，班上的同學還是非常愛我的。有一晚，全班乘校車去北大街的戲園子看曹禺的《雷雨》，我出來晚了，又下雨，班長忘記點人數，結果回到學校發現我不在，全班驚慌，兵分三路，在西安城裏找我。第二天，每個人都在課堂上打瞌睡，弄得給我們軍訓的那位小個子連長直發火，他在台上正在講“槍”的功能，剛說道：“槍，有後坐力，”忽然掃視台下，叫起前排正在低頭酣睡的“小爐匠”：“你說，我剛才講的什麼？”偉大的“小爐匠”真絕，他竟然有睡覺聽課的本領，昂頭站起來，一字一板：“槍，有後坐力！”全班人齊呼：“烏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