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歲那年，覺得長安城裏的日子過得太慢，想法子撮弄著先生來了美國。卻不知，這十年的風月過得倒是飛快，人卻忽然就老了。想當年，倚在西北大學教工樓的窗前，癡癡地看城牆上的太陽怎麼還不落下，手裏的書有一頁沒一頁地翻著，感覺自己就像從前唐皇宮裏閑愁的仕女，黃昏時獨上西樓，望斷那天涯路。如今是真的在天涯了，外麵的世界真精彩，外麵的世界很無奈，跟著歲月跌跌撞撞地穿梭，才發現女人的老其實罪不在時光，而在那時光給你的磨難。
記得小時候母親教地理，常常陪媽媽看地圖。一生嗜好難改，家門的後麵就總懸著一張世界地圖。早晨起來，端一杯檸檬茶，我就開始凝視著那個塗在墨西哥海灣邊上的黑圈圈發呆。有時看久了，耳根裏竟能聽到南麵的海岸上拍擊的海浪，恍惚看見蓋爾維斯頓島上的熱風裏盛開的花朵。
想到花兒，就讓我習慣地想起女人。這些年，看得最多的還是女人們演繹的事。雖為同性，但在我心裏，愛女人實在比愛男人要來得更多。放逐的世界、漂泊的人，尤其是各地的華埠，或風月，或風雲，有多少移自東方的花朵濺著她不為人知的血淚在海外悄悄地綻放。
那是1992年，我在美國中北部的一個大學城裏厭倦了“紅袖添香”，偏偏又是冬天，出門一片林海雪原。我怕自己得了憂鬱，想找個地方掙錢，於是求先生放我“千裏走單騎”。騎的是一輛“大灰狗”，一路唱著“不要問我從哪裏來”，午夜時分抵達了這美南的邊陲重鎮“修士屯”。
多年不見的表姐在市中心的高樓下接我，麻利地把我帶的鍋碗瓢盆裝進車，刷地一下開上高速公路，儼然是久經考驗的美國白領。
按照表姐的指引，我先去中餐館找工。運氣還好，雖說沒經驗，但第一天就碰上了一個北京女孩，她是那家餐館的熟手，綿綿的白襯衫穿在她窈窕的身上顯得特別有味道，她叫莉莉。看我手忙腳亂地笨手笨腳的樣子，她不忍老板開罵，就總在幫我，還不時地提醒：“開心點兒，別把眉頭皺老了！”
有天夜裏，打工累過頭，難以入睡，就聽有人敲門，原來是莉莉！她竟是一身撕破的睡衣，一臉的淚水。坐在客廳的地上，她告訴我當年在北京時愛上一個有婦之夫，懷了孩子，但那男人不要，她想要，於是就驀然嫁了一個臨時住在他們酒店的休斯敦石油工。她不想隱瞞，但那美國人願意，於是肚裏的孩子就生在了美國。誰料想來美國後她一直被封鎖在家裏，她開始反抗，出去打工交朋友，於是就常常被打，這回是連人帶被子被扔出來。我問那孩子，她擦幹了眼淚，說要先掙錢，再把女兒搶回來。
過了些日子，我們的餐館關門，莉莉決定去夜總會跳脫衣舞，說那兒掙錢多，我則被人拉去當了華文小報的記者。分手的時候，我想勸她，她卻揚揚眉毛：“你是用學問掙錢，我用身體掙錢，性質其實都一樣！”我登時啞然，看著她義無反顧地遠去。
做小報記者多不用英文，正合我意，隻需要常常在華埠裏轉悠。有一天去一家新開張的職業介紹所，忽然看見椅子上坐著一個嬌小玲瓏的女子，長得甚是可愛。一問，是上海姑娘。她看看我，立刻就很信任，告訴我她是剛從墨西哥邊境上偷渡過來的，而且是被裝在大木箱裏。據她說隻給一瓶水，過境時差點兒被熱死，最可怕的是大木箱驗關時要從卡車上扔下來，她的脊椎骨差點兒摔斷。我問她來找什麼工作，她說按摩女掙錢快，自己當初花了五萬元的偷渡費。我真想對她說：有五萬美元在中國過得多好！但我不忍說，按摩女的命運在等待她，後麵的路我不敢想。
總喜歡逛中文書店，那年聖誕節就鬼使神差地當上了中國城一家書店的老板。來的客人裏除了一些喜歡談兩岸風雲的老僑外，多是女人。喝下午茶的女賓，竟沒有一個是上班族，她們買的中文書，或菜譜，或茶藝或品酒，偶然也有人讀讀李碧華或王安憶。有錢的女人也多有不開心，我最怕碰見那種“空中飛人”的眷屬，大把的銀子存在銀行裏，卻要在海外過著孤燈守寡的日子，每天不是擔心老公偷養了小蜜，就是擔心哪天被送上法庭。常來看我的一位大姐，眼淚汪汪地就是不能明白為什麼30年的夫妻說散就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