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歌苓，一個精靈般的文學女人，有時黑衣，有時卻是一身白。她是那種“敏感”型的作家的容貌，看上去優雅纖弱，內心裏卻異常理性和堅韌。讀她的書和看她的人，是一種不成比例的負重。感覺她總是彎曲著楊柳將折的細腰，在文壇上悄然匍匐前行，但隻要風吹草低，她站起身來，天上就是一聲滾過的驚雷。
那年春夏她來休斯敦，為文友們開講《“情”字這條路》，穿的卻是淡藍的短衣，胸前還有一朵暗香浮動的小花。印象中她在高高的講壇上端坐著，婷婷的身姿裏蓄滿了謙虛的孤傲和誠懇的簡潔。後來，我在秋冬的舊金山再看見她，黑色的皮夾克裹著越發瘦小的身軀，那雙長久失眠的眼睛，竟有幾分寒夜女俠的風韻。翌日登台演講，換了絲錦的短襖，束起的發髻，古典清麗的模樣儼然又是一位深閨走出的少婦。
說起來，嚴歌苓自己就是一部綿密幽深的小說。她1958年生於上海，12歲當兵，學過舞蹈，15歲“初戀又失戀”，30歲婚姻失敗，1986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零起點自學英語17個月，托福考577，1989年出國留學，曾為好萊塢寫英文劇本，遭遇過搶劫，數次被FBI傳訊，堅守與美國外交官的姻緣，在孤兒院領養回第一個女兒。尤其是她“嚼著鉛筆頭”寫出了海外9項文學大獎和《紐約時報》的暢銷書。從現代的《少女小漁》到從前的妓女《扶桑》，從早年的《雌性的草地》到今天的《一個女人的史詩》，從《第九個寡婦》的驚豔到《小姨多鶴》的詭譎，更還有獲獎的電影《天浴》到風靡天下的《梅蘭芳》。她的作品迥然散發著與本土作家完全不同的奇異芳澤，閃爍著移民作家獨有的精神特質。在我的眼裏，嚴歌苓總是先綻放“奇葩”，然後走向“經典”。
關於生命的移植，嚴歌苓曾這樣表白：“到了一塊新國土，每天接觸的東西都是新鮮的，都是刺激的。即便遙想當年，因為有了地理、時間，以及文化語言的距離，許多往事也顯得新鮮奇異，有了一種發人深思的意義。僥幸我有這樣遠離故土的機會，像一個生命的移植—將自己連根拔起，再往一片新土上栽植，而在新土上紮根之前，這個生命的全部根須是裸露的，像是裸露著的全部神經，因此我自然是驚人地敏感。傷痛也好，慰藉也好，都在這種敏感中誇張了，都在誇張中形成強烈的形象和故事。於是便出來一個又一個小說。”嚴歌苓還說：“人在寄人籬下時是最富有感知的。杜甫若不逃離故園，便不會有‘感時花濺淚’的奇想；李煜在‘一朝歸為臣虜’之後，才領略當年的‘車如流水馬如龍’，才知‘別時容易見時難’；黛玉因寄居賈府，才有‘風刀霜劍嚴相逼’的感觸。寄居別國，對一個生來就敏感的人，是‘痛’多於‘快’的。”（《少女小漁》後記）
近年來嚴歌苓頻繁遊走在東西方，穿梭在“海外”與“本土”之間。走過美國、非洲，離開中國17年，嚴歌苓的心渴望在多年的“離散”與“放逐”後“回歸”。轟動文壇的《第九個寡婦》即是嚴歌苓“回望鄉土”、重新“抒寫曆史”的“一聲號角”。此刻的嚴歌苓，與其說她癡迷於女人的故事，不如說她是在為“活”的曆史著迷。她想要關注中國最本真的農村，重新思考曆史。她喜歡土地，喜歡底層人，喜歡“突破”和“挑戰”。
正當人們為《第九個寡婦》驚心動魄的時候，嚴歌苓又推出了更為震撼的《小姨多鶴》。這部長篇講的故事不僅僅是跨“曆史”，更是跨“國籍”，儼若是一曲“刀尖上的舞蹈”。寫《寡婦》時嚴歌苓親往河南駐紮，這次為《小姨》則三去日本。小說描寫的雖是日本侵華戰敗後留在東北的日本少女多鶴艱難曲折的人生經曆，但延續的依然是嚴歌苓駕馭卑微人性、拷問質樸靈魂的精湛功力，在時運的磨難中，在生活和愛的“窘迫”裏，強大的生存意誌，卻造就了“人”的宏大敘事。
視寫作為生命大樂趣的嚴歌苓，已進入“道可道，非常道”的境界。她說：“作為小說家，每天有未知的人物等著她，而且總是偶然地出現，不是你完全想象得到。這就是寫小說的人為什麼一直寫下去。你在開始時對人物有基調設計，開始的行為是你給他設計的，通過行為語言設計基調，後來他就有自己的生命和自己的意誌，走了自己的路，你跟著他走，一直往下走。我認為未知是藝術中最有魅力的。”
這些年，嚴歌苓一直說自己是“中國文學遊牧民族”之一員，因為“遊牧”而自由，因為自由而豐收。這種離開了中國的文化背景，又處於異國文化邊緣的身份，使她獲得了一個奇妙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