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少衣烈士與“線情報”
熊宗仁
在蔣介石對江西中央蘇區進行第一、二、三次“圍剿”期間，紅軍當時的總兵力不到四萬人。第一次“圍剿”的總指揮是江西省主席魯滌平，動員兵力十萬人。第二次圍剿的總指揮是軍政部長兼南昌行營主任何應欽，動員兵力二十萬人。第三次“圍剿”的總指揮由蔣介石親自出任，動員兵力三十萬。這三次“圍剿”都以國民黨軍隊慘敗告終。
三十年代初期的紅軍裝備極差。相當一部分是剛從起義農軍改編的紅軍，他們的武器還是大刀長矛。這些使用落後裝備的紅軍，能戰勝人數比自己人多三到十倍、武器裝備比自己先進近一個時代的強敵，的確令人不可思議。
據記載，黨中央獲得了國民黨軍隊的重大軍事情報，是這幾次反“圍剿”戰爭勝利的重要原因。目前的說法，這些重大軍事情報來源於錢壯飛同誌破譯的國民黨中央組織部總務科（黨務調查科）科長徐恩曾的電報，人稱“錢情報”。
國民竟中央組織部總務科（黨務調查科），從成立的那一天開始，就是以對付後方中共地下免為主要任務。這位徐恩曾科長，他有資格，有可能接近這些前線的重大軍事情報嗎？
這些重大軍事情報，需要透過國民黨的黨務係統而不是透過國民黨的軍事係統向上轉報給蔣介石嗎？或者說蔣介石的軍事計劃和軍事行動，需要透過後方的中統特務徐恩曾科長向下轉發給前線的南昌行營主任和軍長師長們嗎？總司令蔣介石的軍事計劃和軍事行動需要向國民黨組織調查科的科長徐恩曾請示報告或谘詢問計，或透過徐恩曾科長向組織部長陳立夫請示報告或者問計谘詢嗎？
這是本文要討論的問題，也是一個免史軍史亟需要研究和晚清的問題。
一、“化情報”
江澤民作序、賞啟玉主編、軍事科學出版社出版，列為中國人民解放軍陸軍指揮學院課題組和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八五”規劃軍事學的重點課題、全軍軍事科研工作“八五”計劃的研究課題的《偉大的軍事家周恩來》有以下重要記述：
“在蔣介石對革命根據地和紅軍進行第一、二次圍剿期間，錢壯飛獲取了許多重要的軍事情報，經中央轉發到各根據地。例如，周恩來在1931年3月2日起草的《中央給一三集團軍總前委，第二集團軍前委，各軍前委，各特區軍委，各集團軍與各軍的軍長、政治委員的公函》中就有‘諜報的材料附上’的文字記我。”
今年（2006年）8月22日的“中國共產黨新聞網”是這樣報道的：
“在蔣介石對中央蘇區發動軍事圍剿期間，錢壯飛首將截獲的許多重要軍事情報報告黨中央，為反圍剿作出了重大的貢獻。”（《紅色特工錢壯飛》，趙宇整理，來源於《解放軍報》）
“國民黨幾次大圍剿的計劃剛製定，尚未下發作戰部隊，其全部內容就已被破譯，並被送到軍委負責人周恩來及蘇區的毛澤東、朱德麵前。”（《北京青年報》，2001年5月30日）
錢壯飛同誌的家鄉湖州市檔案局保存的《錢壯飛同誌檔案》是這樣記載的：
“錢壯飛（1895-1935）乳名彬生，原名望達，又名壯秋，單名湖。浙江省湖州市人。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9年經周恩來批準，打入國民黨中統最高當局中央組織部調查科，任特務頭子徐恩曾的機要秘書。期間，他利用工作之便，多次向我黨提供了國民黨中央的核心機密，為取得中央蘇區第一次、第二次反圍剿的勝利，為保衛黨中央機關和中央領導同誌的安全，作出了卓越貢獻。他的卓越工作才能為黨立下的卓著功績，深得中央周恩來、朱德等同誌的讚賞。”《周恩來》一書是這樣描述的：“蔣介石對江西蘇區進行第一、二次'圍剿'的時候，錢壯飛曾在這裏獲得許多重要的軍事情報，經李克農轉交陳賡。這些情報準確及時，中央轉發到蘇區後，對紅軍作戰起到了重要作用。”
“前些天，他剛剛給李克農送去國民黨對中央蘇區第二次大圍剿的計劃，從計劃中看，朱毛紅軍已經越來越壯大。現在中國革命總算有了自己的根據地，這是件多麼令人鼓舞的事情！他早就想到根據地參加紅軍，與國民黨真槍實彈地幹上一養，現下陰差陽錯，也許這一回反倒能實現自己的心願。想到這兒，他那緊張的心緒，總算稍稍地安定一點。”
《周恩來的王牌間謀前三傑與後三傑》一書是這樣描述的：
“自此國民黨中央黨政軍情況、其時國民黨圍剿江西蘇區的軍隊動向情報，源源不斷送到了共產黨手中。錢壯飛情報透過上海李克農，轉中共中央機關，再轉往江西蘇區，共產黨軍隊打破國民竟前幾次圍剿，與錢情報不無關係。”
從以上的曆史記載來看，蔣軍失效的命運在戰爭開打以前早就已經決定。因為紅軍早就洞知蔣軍的最高機密。“圍剿”一方實際上不是製定殲滅對方的計劃，而是製定對方殲滅自己的計劃。不要說是蔣介石何應欽魯滌平，就是孫武子諸葛亮劉伯溫來指揮這場戰事，或者換成毛澤東周恩來劉伯承作為圍剿者一方來指揮這場戰爭，也很難取勝。這裏需要說明的是，筆者在文中所引用的資料，僅僅是目前已經公開的信息中極少的一部分，可以說僅僅隻是一些比較典型的例子。有關這方麵的文獻和研究資料甚多，敘述的角度或細節雖各有不同，但這批重大軍事情報來源於錢壯飛同誌的敘述，以及對這批重大軍事情報的曆史性貢獻的評價，基本上都是一致的。二、“錢情報”來自對“徐密碼”的破譯？錢壯飛同誌是怎樣獲得這些重大軍事情報的？國防大學教授徐焰在《錢壯飛戰鬥在敵特心髒》一文中是這樣說的：
“一次陪徐恩曾到上海，乘這個色鬼進歌舞廳換衣服時，錢壯飛把密碼本拿出來，由守在外麵的同誌迅速拍照後，再送進徐恩曾的兜內。此後，錢壯飛從報務員那裏接到電報後，對估計有價值的都由自己開封先譯，然後再原樣封好上送。同時，這份密碼也送到中央軍委和紅軍那裏。國民黨幾次大圍剿的計劃剛剛製定，尚未發作戰部隊，其全部內容就已被破譯，並被送到軍委負責人周恩來及蘇區的毛澤東、朱德麵前。”
（《北京青年報》，2001年5月30日）
在《周恩來》一書中是這樣敘述的：
“凡是送給徐恩曾的文件、電報，都由中央黨部轉送到這裏來，而首先看到這些文件的當然是錢壯飛。錢壯飛掌握了這裏的全部秘密。蔣介石對江西蘇區進行第一、二次'圍剿'的時候，錢壯飛曾在這裏獲得許多重要的軍事情報，經李克農轉交陳賡。這些情報準確及時，中央轉發到蘇區後，對紅軍作戰起到了重要作用。”
根據以上說法，這些情報來源於錢壯飛對徐恩曾的電報破譯，也就是文中所說的“送給徐恩曾的文件、電報，被錢壯飛同誌破譯而截獲了”。
這些“送給徐恩曾的文件、電報”又來源於何處？也就是說，這些“送給徐恩曾的文件、電報”是誰發出的？
一方麵是這幾次“圍剿”的軍事計劃或軍事行動的製定者、執行者如何應欽等。這些含有軍事計劃或軍事行動的“文件、電報”，是何應欽等作為下級，向上級蔣介石的請示和報告，也就是向最高當局請示和報告的“文件、電報”。
另一方麵是這幾次圍剿的軍事計劃或軍事行動的審查者批準者如蔣介石，這些含有軍事計劃或軍事行動的“文件、電報”，是蔣介石作為上級，對下級何應欽等的指示和命令，也就是最高當局下達指示和命令的“文件、電報”。
如果“錢情報”來源於對“徐密碼”的破譯的說法成立，那就是說，何應欽等將這些軍事計劃或軍事行動上報蔣介石，或蔣介石將已批準的軍事計劃或軍事行動下達何應欽等，需要通過徐恩贊中轉，或蔣介石需要就這些軍事計劃或軍事行動問計於陳立夫或徐恩曾。隻有這樣，徐恩曾才有可能接近這些重大軍事情報。也就是說，徐恩曾應當是這些含有重大軍事情報的“文件、電報”的中轉人，或者是一位被谘詢者。
三、徐恩曾可能成為“錢情報”的中轉人或被谘詢者嗎？
要考察徐恩曾是否可能成為這些“文件、電報”的中轉人或被谘詢者，需要從當事人撰寫的資料、“黨務調查科”在國民黨係統中的分工、徐恩曾當時的地位和資曆及錢壯飛同誌通過破譯“徐密碼”而獲得的其他情報的途徑與細節等方麵，進行比對研究。
第一，從第一手資料當事人徐恩曾親自撰寫的有關書籍中來考察。
徐恩曾本人在1953年撰寫了《我和共產黨戰鬥的回憶》一書。這是徐恩曾的一本自傳性作品。這本書完整地記錄了徐恩曾從1930年春季主持“黨務調查科”開始，直到1944年春季卸職這長達十四年的“中統”特務頭子生涯。
但在這本書中，既沒有任何文字提到過第一、第二次“圍剿”的重大軍事情報，也沒有任何文字提到過徐恩曾經手轉報或轉發與第一、第二次“圍剿”的重大軍事情報，更沒有任何文字提到錢壯飛在徐恩曾這裏曾經通過破譯電報截獲第一、二次圍剿的重大軍事情報。
是不是徐恩曾擔心自己的失察造成了第一、二次“圍剿”的失敗，害怕承擔責任有所忌諱而掩飾隱瞞呢？
這本書完成於1953年，即國民黨失去大陸的政權四年後，也是顧順章背叛革命二十二年後。此時，錢壯飛案對逃往台灣的蔣介石政權而言，是一樁結了案的、早已公開傳播的老故事。再說當時的徐恩曾，已經遠離權力中心多年，沒有必要對幾十年前的老案子有利害上的考慮。更何況徐恩曾出版這本書.一方麵，作為一個過氣人物，他以當年與中共地下黨“艱苦卓絕”鬥爭的“光輝曆史”，作為對自己的曆史作用及個人價值的肯定。另一方麵，他把中共說得越狡猾，就越能襯托自己的“高明”，越能以“不是我們太無能而是共產黨太厲害”的托詞，作為對國民黨丟掉大陸的過失的一種詮釋和推諉。
因此，在這本書中，徐恩曾從不放過任何細小的“勝利”，如1942年冬季在江西瑞金洋溪山，通過共產黨的叛徒誘殲一支人數不到五百人的遊擊隊一節，就濃墨重彩大肆渲染（見此書第二零四頁）。如果1930年剛踏入“黨務調查科”大門的年輕人徐恩曾，真能成為蔣介石第一、二次“圍剿”的重大軍事情報的中轉者或者被谘詢者，這對徐恩曾而言，是何等的榮耀和先彩！徐恩曾斷無掩飾隱藏的道理。
同樣，在這本書中，徐恩曾也從不放過任何重大的“失誤”，如錢壯飛破譯電文，導致喪失將中共中央“一網打盡的良機”這樣的重大失敗，徐恩曾不但沒有隱諱，相反將此作為“不是我們無能而是共軍太厲害”的典型例子。如果西為錢壯飛破譯了蔣介石第一、二次“圍剿”重大軍事情報的電文，而導致這兩次“圍剿”的失敗，更能作為徐恩曾推諉曆史責任的“不是我們太無能而是共產黨太厲害”的曆史根據，徐恩曾更無掩飾隱藏的道理。
在此書中，徐恩曾是這樣提到錢壯飛的：
“顧順章表示願意轉變之後，立刻告訴我一個驚人的消息，他說出追隨我左右，掌管機要文書的一個得力助手，原來是共產黨派來的奸細，這使我大為驚訝。此人係我在民國十七年（1928年）負責籌備中國無線電商報時招考進來的職員，以我三年來的觀察，相信他是一個不怕辛勞，忠於職守的幹練青年，平日埋頭作事，不問外務，沉默寡言，事情做得又快又好，這樣一個循規蹈矩的模範職員，竟是共產黨派來的間謀，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報告顧順章被捕的電報，就是他親手譯出，當麵交給我的。當時我尚存萬一之想，希望這個消息不是事實。但等到我派人去找，果然，就在前一天的早展，他已悄悄溜走了。”（《我和共產黨戰鬥的回憶》，台灣天人出版有限公司，民國七十四年十一月版，第五一頁）
“至於我的內部潛伏共產黨奸細的驚人發現，雖對此案的進行大受影響，但正合上中國俗諺所謂‘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因為這不僅給我一個警告。從此我便有了戒心，使我知道對於一個人的觀察，不能徒看表麵，有時‘變起肘腋’的，正是那些外貌忠誠，做事勤勞，極得人緣的‘親信’人員哩！同時，公開招考的方式，在我以後的任用工作人員時也永未再用過，因為那是共產黨實施滲透的最好機會，他可以派遣高級的偽裝分子，來應對一級的考試，結果，偽裝分子當然可以出人頭地而獲得特別信任，所以從此以後，在我內部再無同類事件發生。這是本案所收獲的代價。”（同上，第五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