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的是，在上麵的記載中，徐恩曾並沒有因推卸責任而回避錢壯飛是獲得他本人“特別信任”的“得力助手”，是打入他身邊的“共產黨派來的間謀”。徐恩曾直言不諱地提到錢壯飛通過譯電截獲了顧順章叛變的重大黨政情報，因此使國民黨將中共中央徹底破壞的美夢成空，但僅此而已。令人奇怪的是，在上麵的記載中，徐恩曾並沒有提到錢壯飛通過譯電截獲蔣介石第一、二次“圍剿”的重大軍事情報。
就算徐恩曾當時的確不知道錢壯飛已經截獲了這批重大軍事情報，但事後，也就是在力量如此懸殊的情況下，第一、二次“圍剿”遭受到如此慘重的不應遭受的失敗的時候，在錢壯飛已經公開了“高級的偽裝分子”的身份並且逃離了徐恩曾的時候，作為一個“中統”特務的頭子.徐恩曾會如此缺乏起碼的嗅覺和基本的常識嗎？
至少，徐恩曾一發現錢壯飛逃跑，首先就應當懷疑這批重大軍事情報已經被錢壯飛所截獲，並十萬火急地向陳立夫報告，請陳立夫立即報告正在“圍剿”紅軍的蔣介石，以避免進一步的損失。如果徐恩曾可能是“錢情報”的中轉人或被谘詢者，不論當時他是否采取了緊急應變措施，不論他采取了什麼樣的緊急應變措施，也就是說不論他當時如何處裏這件事情，都應當在他寫的這本書裏找到相關的記我，為第一、二次“圍剿”的重大軍事情報被中央截獲，與顧順章出賣中共中央機關的重大黨政情報被中共截獲一樣，都是攸關生死存亡，也可以說是關係黨和政權安身立命的重大曆史事件。如此重視自己的曆史作用和個人價值的徐恩曾，沒有理由遺漏這一重大曆史事件。
如果說在1931年的當時，徐恩曾不知道錢壯飛已經破譯了這批重大軍事情報，但在二十二年後的1953年，也就是他寫這本書的時候，錢壯飛截獲這批重大軍事情報的事情早已公開，如果徐恩曾確實經手過第一、二次“圍剿”的重大軍事情報，也就是徐恩曾確實經曆過這一重大曆史事件，徐恩曾在自己親手撰寫的與中共鬥爭的回憶錄中，沒有任何必要回避這一重大曆史事件。但在這本書中，強調自己曆史作用的徐恩曾，為何對如此重大的曆史事件隻字不提呢？
所以，那種認為錢壯飛通過破譯徐恩曾的電文而截獲第一、二次“圍剿”重大軍事情報的說法，在當事人徐恩曾撰寫的第一手資料中，找不到相應的證據。
第二，從“黨務調查枓”的任務職能及工作性質來考察。
陳立夫於1928年革創“中統”特務機構時，在“中統”的前身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黨務調查科的第一次全科會議上，明確拔出調查科的主要任務是：
一、調查國民黨黨員的思想及派係隸屬，收集國民黨內異己派係的情報；
二、收集共產黨和其它黨派的情報；
三、配合國民竟軍警機關，破壞共產黨組織，逮捕共產黨人。
徐恩曾在《我和共產黨戰鬥的回憶》的“序言”中也說：
“民國十九年（一九三零）年初，在我交卸了經辦了商用無線電線事業之後，回到南京，國民黨的中央突然征求我的意見，要我主持國民黨的調查工作......這一任務的真正內容，就在對付共產黨的地下活動。”（同上，第五頁）
“共產黨在國民政府控製區中所進行的地下活動，因其組織嚴密，行動詭秘，使政府當局深切地感到這批曾受外國嚴格訓練的赤色破壞分子，以非普通的治安人員所能應付，故於一九二八年在國民黨中央黨部設立一個機構，集中一批智慧較高的幹煉人員來專責防禦，我於一九三零年初接受任命。主持這個新設機構。”（同上，第四一頁）
“我們的防禦戰爭，要分別在兩個戰場進行，一是有形的戰場，即是在江西及其附近地區，對共產黨的遊擊武力，實施軍事圍剿......另一是無形的戰場，即是在許許多多的城市或鄉村中，為撲滅共產黨的地下活動，而進行的種種戰鬥。這一戰鬥的主戰場是在上海（因為那裏的共產黨地下總部和它的主要活動都在上海），其形勢雖不顯著，但內容遠較軍亊清剿更為複雜。自其真正價值，在當時尚不為人所熟知，直到很久以後，人們才明白，這一戰鬥的勝利，關係於防堵共產黨勢力的擴展，實有無可比擬的重要性。”（同上，第七至八頁）
“我們一方麵擔任著防止共產黨活動的任務，一方麵卻又要為滲透到共產黨內部的幹部幫助他完成共產黨所交付的任務。”（同上，第八七頁）
徐恩曾在這裏對他主持的“黨務調查科”的主要任務，說得非常明白那就是對付中共地下黨。至於“圍剿”中共的武裝鬥爭，也就是徐恩曾口中的“軍事清剿”，並不是“黨務調查科”的主要任務，也不在徐恩曾的管轄範圍之內。“黨務調查科”的性質是對付“共產黨在國民黨政府控製區中所進行的地下活動”。徐恩曾的主戰場，並不是在“江西及其附近地區”，“主戰場是上海”。
因此，從“黨務調查科”的任務與性質來看，從“黨務調查科”的主要戰場來看，從徐恩曾的管轄範圍來看，徐恩曾都不可能成為“錢情報”，即蔣介石對中央蘇區第一、二次“圍剿”的重大軍事情報的中轉人。也就是說，錢壯飛同誌在徐恩曾這裏，隻有可能通過譯電獲取如同顧順章叛變這樣的重大黨政情報，而不可能通過譯電獲得第一、二次“圍剿”這樣的重大軍事情報。
第三，從徐恩曾獲取顧順章叛變的重大情報的途徑和細節來考察。
1930年秋，陳立夫向上海、武漢和開封派出了三名特派員，專門從事破壞這幾個地區中國共產黨地下組織的工作。派到上海的是楊登濃，派到開封的是黃凱，派到武漢的就是蔡孟堅。由此可見，武漢是陳立夫係統重點經營的區城之一。所以，當顧順章叛變後，蔡孟堅立即電告本係統的頭子陳立夫，請陳立夫“速報蔣總司令”。電文內容是：
“電報一：‘共匪政治局委員，負責中共中央特科工作的黎明，業已於昨日下午在漢口漢江關碼頭被捕。’電報二：‘黎明已歸順中央，說有消滅共匪中央的重大計劃，欲麵陳蔣總司令。’電報三：‘何長官電請陳部長，速報蔣總司令，調軍艦一艘即赴漢口，以便押解黎明赴寧。’電報四：‘慮事關十萬火急，漢口方麵已征招商局客貨輪一艘。即刻解押黎明赴南京。’電報五：‘調查科駐武漢特派8蔡孟堅將於明日飛抵南京，向鈞座真報。’”（《龍潭三傑：錢壯飛、李克農和胡底》，“東方網”，東方在線）
徐恩曾是調查科長，蔡孟堅是調查科駐武漢特派員，他將本係統分管的黨政情報，通過徐恩曾上報陳立夫，再由陳立夫上報蔣介石，是順理成章的事情，合乎國民黨的體製和調金科的職能。而指揮第一、二次“圍剿”的魯滌平、何應欽本身與陳立夫沒有工作關係，論地位，何應欽不在陳立夫之下，他可以向蔣介石直接請示報告。論係統，何應欽是軍事係統的首腦，他沒有必要通過黨務係統的陳立夫向蔣介石請示報告，更不可能通過一個小小的中央組織部總務科（黨務調查科）的徐恩曾科長向蔣介石諸示報告。所以、如果說這些軍事情報需要通過徐恩曾、陳立夫來中轉，不僅有餑於81民黨體製的統治傳統和政治倫理，也違背了國民黨體製中的軍事係統與黨務係統.政府機構與政黨組織的分工原則。
所以，在徐恩曾親自撰寫的有關“黨務調查科”的曆史資料中，隻可能有賴梱章叛變的重大黨政情報及機關電文的詳細記載，而不可能有第一、二次“圍剿”的重大軍事情報及相關電文的詳細記我，也無法找到錢壯飛同誌通過破譯徐恩曾的電文所獲的第一、二次“圍剿”的重大軍事情報的電文詳細記載。
錢壯飛同誌通過破譯徐恩贊的電文截獲的顧順章叛變的電報，是蔡孟堅何成浚所發。如果錢壯飛同誌確係通過破譯徐恩曾的電文，截獲了第一、二次“圍剿”的重大軍事情報，這些電報是誰人所發？目前，在國共兩黨的文獻資料中都找不到這樣的根據，通過與徐恩曾獲取叛變的重大情報的途徑或細節進行比對，徐恩曾不可能接觸到第一、二次“圍剿”的重大軍事情報，也不可能成為第一、二次“圍剿”的重大軍事情報的中轉人。
第四，從徐恩曾的資曆來考察。
徐恩曾，字可均，生於1896年，吳興（今湖州）雙林鎮人，早年畢業於南洋大學，後去美國留學，學習電機工租。與陳果夫、陳立夫是小同鄉；並與二陳有表親關係。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參加陳果夫、陳立夫組織的中央俱樂部（即CC）。1930年，任中國國民黨中央組織部總務科（黨務調查科）的第五任科長。
中國國民黨中央組織部總務科（黨務調查科）成立於1928年，首任科長是陳立夫。第二任科長是貴州人張道藩。第三任科長是浙江人吳大鈞。第四任科長是江蘇人葉秀峰。第五任科長才是徐恩曾。
從徐恩曾的資曆來看，在第一、二次“圍剿”期間，他剛剛當上調查科長不久。陳立夫與蔣介石關係雖然很近，但陳立夫主要是抓國民黨的黨務係統，他與軍事係統沒有任何淵源，蔣介石不可能就軍事計劃或軍事行動去問計或通報陳立夫。因此，通過徐恩曾轉發軍事計劃或軍事行動的電報給陳立夫是不可能的事情。
陳立夫是蔣介石的下級，徐恩曾是陳立夫的下級。對蔣介石而言，徐恩曾是下級的下級，他與陳立夫同樣與國民黨軍事係統沒有任何淵源。當時的徐恩曾與蔣介石、何應欽的地位相差大遠，在當時他根本不可能，也沒有參與軍事機密的資格，不可能對蔣介石、何應欽的重大軍事計劃和軍事部署置喙。徐恩曾是一位電氣工程師，不曾在軍隊呆過，不要說軍事上的長才，對普通軍事知識也是外行。因此，蔣介石、何應欽“圍剿”中央蘇區的軍事計劃或軍事行動，絕無向徐恩曾問計谘詢之理，更不可能向其請示報告。所以，徐恩曾沒有染指第一、二次“圍剿”的重大軍事情報的條件與地位。
從當事人的第一手資料：從“黨務調查科”的主要任務、職能、性質；從頋順章叛變情報傳遞途徑與細節的比對；從徐恩曾的資曆這四個方麵考察，徐恩曾都不可能是第一、二次“圍剿”的重大軍事情報的中轉人或被谘詢人。也就是說，錢壯飛同誌不可能通過破譯徐恩曾電報的途徑，截獲第一、二次“圍剿”的重大軍事情報。
四、冷少農烈士與“錢情報”的關係
第一、二次“圍剿”的重大軍事情報曾經到達錢壯飛同誌的手上，這是一個不爭的曆史事實。如果說錢壯飛同誌不是通過破譯徐恩曾電文柒道截獲這批情報，這批情報又從何而來？
“錢情報”第一、二次“圍剿”的重大軍事情報，來源於另一個“紅色特工”，也就是另一個打入敵人心髒的中國共產黨的忠貞黨員、周恩來同誌親自介紹入黨的中央軍委技術書記冷少農烈士。下麵是有關曆史文獻資料對冷少農烈士的簡介：
冷少農烈士，1898年（應為1900年）出生在貴州甕安縣的一個農民家庭。六歲接受私塾教育。1912年十四歲時考入縣高等小學堂。1917年秋，以優異的成績考入貴州省立法政學校法律本科。在“五四”運動期間，參加了法政學校體育教官何應欽為首的“少年貴州會”並成為“少年貴州會”的骨千，在貴陽參與組織聲援北京學生的遊行示威和集會。冷少農烈士從小關心國家大事，經常閱讀進步報刊、書籍，並做了大量讀書筆記。又與思想進步的同學研讀、4傳馬列主義，探尋救國的道路。遂將自己的名字，隆“改為少農.以表達為勞動大眾獻身的願望。1923年，從法政學校畢業，先後任《民意日報》編輯，貴州餉局紫雲、開陽印花稅督催員等職。在此期間，廣泛接觸社會各界，了解勞動人民悲慘的生活真情，目睹了軍閥混戰給人民帶來的深重災難。他斷言：“軍閥殘暴必敗，革命事業必成”，並毅然棄職返鄉。